那个逃出来的后生正是我的爷爷典南三，他是个研究考古的学人，年轻有为，二十五岁便担任民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员，据说和时任所长傅斯年颇有交情。
三七年南京保卫战时，爷爷曾被日军俘虏，关押在了集中营里，所幸在处决的前一天晚上逃了出去。
后来爷爷一路南下去了香港，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只身回到南京继续搞他的考古研究。
解放后爷爷回乡赋闲，由于早年是史语所的，所以下过不少陵寝墓葬，对里面的一些机关密物都有不少了解，晚年便醉心于研究天工之术，仿着古代的能工巧匠制造了不少稀奇的小玩意儿。
在爷爷三年前去世前夕，他还赠与了我一本名叫《天工秘谱》的书。我翻了翻，本以为讲的只是一些机械或者机关，却意外的发现远不止那么简单，里面涉及到许多玄学方面的东西。
除了研究天工之术，爷爷对风水八卦、奇门遁甲之类的也有所涉猎，但这些东西在解放后大多被当作封建迷信破四旧给破了，爷爷也很少再对外提及，只是偶尔会给我这个小孩子讲些，我觉着稀奇，听得倒是津津有味。
童年对人的影响确实是深远长久的，从小耳闻目染，我不禁对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但可惜并没有太多慧根，琢磨了许多年风水玄学，也只懂了点皮毛。至于那本爷爷赠与我的《天工秘谱》更是一窍不通，我估计是自己理科差脑子转不过来的缘故。
后来我在大学读了古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也算是如愿以偿的继承了爷爷的衣钵，但这只是我自己的心理安慰，事实上我与爷爷相去甚远，爷爷在二十五岁能够混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员，而我二十五岁却只在古玩旧货市场租了间门面摆摊子，基本上是在和假货赝品打交道。
虽然我一直觉得爷爷是个比较传奇的人，但此前却从未听说他和什么太平天国宝藏扯上过关系，更不知道他和那位卫师长去藏珑山古墓摸金的事。
这一切的起源都要从几天前我收到的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国际包裹说起。
收到这个包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俄罗斯压根就没有认识的人，谁会大老远的送来送件东西？
我满肚狐疑地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有一封老旧泛黄的书信，和一个刻着隶书“墨”字的菱形挂件，在挂件的背面还印着一条奇怪的飞鱼图案。
我研究了一下那个挂件，估摸着如果不是高仿的赝品，那就极有可能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镶玉青铜坠。
南北朝时期玉器和青铜器均处于历史的断裂层，尤其是玉制品，有学者甚至发出了“魏晋用玉而衰”的慨叹，所以存世之玉器并不多见，物以稀为贵，眼下这个镶玉青铜坠应该值不少钱。
我又拿起那信件端详起来，发现信封上印着一个模糊残缺的民国总统府图案，寄信日期显示为1945年8月1日。
最令我感到讶异的是，落款竟是典南三也就是我爷爷！我看了眼收信人，上面写着任之。
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书信阅读起来，越往下读却越觉得不靠谱，感觉就像个半成品的志怪小说。
信里面所记录的内容正是爷爷在三七年和那个卫姓师长藏珑山摸金的事情，刚开始看完，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冒充我爷爷给我制造的一场恶作剧，但后来当我把信拍下来传给远在新加坡做生意的老爹时，他竟笃定地告诉我那是老爷子的真迹无误。
这究竟是谁寄来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我本想等几天看看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一连三四天竟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信倒是还好说，主要是那青铜坠，虽说应该值不少钱，但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万一是个国家追赃的文物，查到我这可真就是哑巴吃黄连了。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一个人造访了我的店铺。来人梳着个飞机头，戴着圆框复古墨镜，夹着一个公文包，看上去有些滑稽，一开始我没认出来是谁，还以为是来收房租的。
当他用蹩脚的英文说出一句，“Long·time·no·see，my·best·friend!”时，我隐隐听着有些耳熟，于是试探性的回了句：“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那人缓缓摘下墨镜，哈哈大笑：“两副忠义胆，刀山火海提命现。”
这时我才惊喜的发现来人正是我大学时的好哥们郑天。
上学那会我们拉帮结派，不仅在学校里混，还跑到社会上混，当然也闹了不少事，好在郑天他家里有钱，许多事情都是他给我们花钱摆平的。总之，快意江湖全凭兄弟义气。
后来毕业了，我自己开了家古董铺子，郑天则出国深造，彼此许久不联系，听说他最近混得是风生水起，已经担任了某档考古寻宝类电视节目的总监（当然，电视台大股东是他爹），结交了不少收藏名家，在圈子里人脉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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