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面前的人碗里打满了粥，谭二娘随口道：“今日多放了几把米，粥稠一些，你多吃才是。”
说完，抬起头来，正见到马蒙瘸着腿向码头那里走，不由脸『色』都变了。把粥勺向桶里一丢，谭二娘拉住身边的人道：“不是说马大官人被抓到牢里了么？怎么还在那里走，莫不是越狱！”
那人无奈地道：“几年前的案子，又无人证，又无物证，可不只能关些日子放出来——”
“怎么没有人证？我不是人证！明明是马大官人污了我们的『药』材，又不给钱！”
见谭二娘一满激动的样子，周围的人都叹了口气，不说话。谭二娘这个人证太过虚了些，马蒙几次问审他的人，如果谭二娘认定自己吞了她家的货物，怎么不早早出来首告，还在他家里住了多年。这一点谭二娘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只是认定了马蒙抢她家的货，官府也无法断案。
偏偏谭二娘是这么个人，没人替她做主的时候，老老实实在马蒙家里，任劳任怨。事情一出现了转机，便就认为苍天有眼，马蒙这个恶人要受到征罚了。至于她自己的态度，那是无关紧要的，她一个弱女子除了逆来顺受又有什么办法？正是认定了马蒙被抓是天意，谭二娘这些日子分外开朗，除了偶尔被叫到衙门里去问话，其余时间都在垦田工地这里帮忙。
现在突然见到自己认为死定了的大恶人马蒙好好地从衙门里出来，谭二娘好像遭了晴天霹雳，怎么也不敢相信。见没有理睬自己，谭二娘有些崩溃，傻傻地看着马蒙，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旁边有一样在这里做活，与谭二娘熟识的『妇』人，忙上前拉住她，耐心劝解。
杜中宵站在不远处的高地上，看着下面忙碌的人们，热火朝天的场面，胸中不由升起一股豪气。也难怪低级官吏会抱怨案牍劳形，靠着诗赋策论中进士做了官，有了出身高人一等，实际做起事来，还是每日处理不完的公文。对上事情自己做不了主，对下处理公文不如公吏们熟练，难免一种失落感。
杜中宵到这一带监督漕运，不参与判官厅公事，繁杂公务少了许多。手下金书召是积年老吏，干练老成，让杜中宵省了不少心力，可以专心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比如在这里垦田。
正在这时，杜中宵看到下面坐在地上的谭二娘，对身边的金书召道：“孔目，那个『妇』人因何坐在地上？看她的样子，好似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金书召叹了口气：“此事正在禀报官人。州里行文，陶十七的案子朝廷已经同意，当街杀人，罪无可恕，判斩刑。这『妇』人或许是听到了消息，心痛儿子，才这个样子。”
杜中宵沉默了一会，才道：“可怜，陶十七年纪还小，终究是不能法外开恩，留他一命。你找几个老成的『妇』人，看住谭二娘，不要寻了短见。等到她平静下来，寻个好人改嫁了，重新活过吧。”
金书召应诺。陶十七闹得太大，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
看着远处马蒙的庄子，杜中宵沉声道：“知道是马蒙这厮谋财害命，可没有真凭实据，到底处置不了他。这厮也是硬朗，在牢里关了这许多日子，硬是没咬出其他案子来，好好回到家里。唉，等这周围的田地开垦起来，有了人家，总能慢慢掘他老底。若是苍天垂怜，这厮早些『露』出马脚，处置了让陶十七走得心安。那孩子在我面前犯案，不处置马蒙，总觉得亏欠了他。”
金书召点头称是。他在地方为吏多年，这种事情见得多了，倒不像杜中宵那样感慨太深。地方上公吏和势力人家勾结，积弊太深，这种案子几乎各地都有，大家已经见怪不怪。
这个年代对地方的治理方式，赋税制度，很容易造成两个极端。所谓的上等户，如果有钱无势，一旦在应里正衙前之役时运气不好，比如里正的灾年收不上税，衙前押运官物损失，就会被官府强行用家产赔偿，败落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势力人家，则可以利用当差的机会，把损失转稼到其他人家的头上，趁机兼并。自西北战起，民间的负担加重，这十几年间还保持家产不败落的，没有一个好相与的。
这跟后世的士绅不一样，官户是不应里正衙前这些重役的，而且随着官品有一定的免役员额，不是兼并的主力。反而是像马蒙这种人家，黑白两道精熟，最有机会。越是社会败落，他们的家业便越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临颖，跟县衙公人勾结的吴家也是如此。一旦杜中宵考上进士，不用官府使用手段对付他们，只是让吴家正常应重役，家业便就迅速破败。
对于里正衙前重役，官员和社会上怨言极大，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这不是因为官员们都是小地主，对小地主阶级感同身受，这时候的人没有那么深的阶级感情。而是因为这两种重役，害得破产的恰恰是遵纪守法的人家，违法『乱』纪的势力人家反而能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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