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企业是三角债的重灾区。
不过怎么说呢，三角债这事儿吧，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大家都是国有单位，谁能把谁怎么的？只能等着上面出面干涉。
现在刘部长自己就是上面了，对这事儿也是头疼的很，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已经开始拖欠职工工资，那说明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了。
据张铁军所了解的情况，十八冶的这种局面会越来越难，现在的领导层除了找上面哭啥也不干，啥也不会干。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自己说的不算，即使想干点什么也得上面点头同意才行，这就是难上加难。
保守是整个九十年代的基调，遇到这种情况的也不只是十八治一家。
“其实这事儿解决起来不难。”张铁军对刘部长说：“前面国院出面解决了小三千亿，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但是这刚刚过去几年？现在又是这种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下一次就不是三千亿的事情了。
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考虑债务，得从根子上想办法才行。”
“你有什么办法？”
“整合，放权。”张铁军轻轻敲了敲茶几：“把企业的经营权还给企业，市场经济需要的是灵活机动，原来的模式只会让企业越来越难。”
那哥们眼睛一亮，不过瞬间又暗了下来，看刘部长。
刘部长皱了皱眉，抽了口烟琢磨了一会儿，轻轻摇了摇头：“怕是没有那么简单。放，怎么放？放到什么程度？
这事儿……我仔细想想吧，找个机会汇报一下听听上面的意思，事关重大，还是得上面拍板决定。”
他这话吧，到也没什么毛病。
为什么这么说呢？习惯。习惯的力量太强大了。
四十多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事儿找上级定，上级定不了再找上级的上级。没有上级的就大伙商量多数服从少数。
没办法，总得有个担责任的嘛，又谁都不想担责任，那就大家一起来呗，至于结果是对是错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犯错。
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什么都需要计划，需要算着来，都得统筹安排才行，慢慢就养成了这种工作方式和意识形态。
等到这种方式和意识形态随着越来越充足的物资不适用的了时候，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尤其是集中起来的权力，谁舍得放？
越往上越舍不得，这就是八九十年代大争论的原因。
还好，在去年的时候，算是一锤定音了，但事实上除了京城申城广东深圳还有海南，其他地区基本上还是老样子，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张铁军对刘部长说：“市场是什么？是自由贸易，商品的流通，这就涉及到了产品和产品的定位，定价。
在这个大环境下，以前我们的那些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已经全部不适用了，这也是为什么要改革的原因。
把权力放下去，让企业能够自主判断市场，自主决定方向，自主决定产品，这才能跟得上市场的变化，才能在市场化之下存活下来。
想发展，得先存活。
凡事先请示，什么都得上面批准，那还搞什么市场？等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这就是现在那么多企业半死不活的原因。
再说了，谁对市场最了解？谁对企业最了解？上面这些人，包括刘部长你，了解每个企业了解市场的变化吗？
咱们已经吃了多少外行指导内行的亏？
指手划脚乱球锤子指挥一气，然后垮了他拍拍屁股走人换个地方继续，这种事儿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得改。
我觉得，这就是改革的意义所在，而需要改变的是意识，是方式。”
“没有先例呀。”刘部长啧了啧嘴。
“什么叫先例？咱们从四五年开始干的什么事有先例？又有哪一件事儿不是先例？以前咱们能打破一切建立新规则，现在为什么什么都要讲先例了？”
刘部长看了看张铁军：“这些话你敢拿到会上说不？”
“敢哪，为什么不敢？我中午和主任吃饭就在说，只不过没说到太具体的例子，结果下午这就碰上了。可以试点一下嘛。”
刘部长看着张铁军眨巴眨巴眼睛：“你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张铁军笑起来，指了指那位听的目瞪口呆的渝城哥们：“让他写申请，你同意，我签字，咱们先把事儿办了。”
“这个可不是小事儿。”
“放心吧，我心里有谱。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咱们的企业不行，是手脚都捆住了，只要把绳子解开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部里只需要成立一个审计部门，制定严格的审计监督规则，做好监管工作就行了，不是比现在轻松？
他们该发展发展，该缴税缴税，该上交上交。
我觉得改革这个东西，是应该从上而下的，先要改的就是我们，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部门功能。我们现在不需要管理，而是服务和监督。
刘部长你想一想，你在武钢那么多年，前前后后的事情那么多，你感觉我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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