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河镇在油坊门东边六十多里地，从管辖权上说，是另一个地区了。
镇子不大，靠山临水，两条主街，七八条小巷子，大大小小上百家铺面。
镇子后的山头上，矗立着一座六角形砖塔，据说是北宋时修的；北宋太宗时期，杨家将在此驻守，抵抗辽国的进犯，一次大胜后，砌了这座塔，以示纪念。
陈望春按既定的计划，昂首前行时，刘爱雨的路线却发生了偏移，当刘麦秆一再追问她有何高招、有何捷径，能抢在陈望春的前面，跑进北京城时，刘爱雨说：“我去唱戏。”
刘麦秆又震惊又失望又愤怒，刚刚对刘爱雨的一点好感，灰飞烟灭了，靠唱戏能唱进北京城？
幸亏陈背篓没有两只顺风耳，要是让他听到了，还不笑掉大牙？然后大喇叭一样四处广播，村里也会有很多人，像陈背篓一样，笑得腿肚子抽筋。
刘麦秆沮丧透顶，脊梁上冷汗冒出，原以为刘爱雨有什么锦囊妙计，却原来是揪住耳朵擦鼻涕，乱扯。
刘爱雨说：“唱戏咋就不能出人头地？安沟的秧歌，不就是唱戏一直唱到了省城、北京城吗？武亭的梅子，也是唱戏的，每次回家，都被小汽车接来送去的，不风光吗？”
秧歌和梅子，都是洪河川大名鼎鼎的人物，每次回家，县长书记争着请吃饭，祖宗三代都脸上有光了。
但几十里长的洪河川，上百个村庄，几万人唱戏吼秦腔，就只出了秧歌和梅子，凤毛麟角啊。
刘爱雨却不信邪，坚信自己会是第三个红透天的角儿。
刘麦秆问：“你唱了几天戏？能唱几出戏？”
刘爱雨说：“不会就学，秧歌和梅子，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唱戏。”
刘麦秆辩不过刘爱雨，现在，当务之急得赶紧把她送出去，学唱戏就学唱戏吧，她要呆在家里，陈背篓一天能奚落十遍八遍的。
去宫河镇没有直达的班车，只能先到镇上，再到县城转车。
村里每天去镇上办事、购物、看病的人很多，蹦蹦车、三马子来来往往，但刘麦秆不想让村里人知道刘爱雨是去学戏。
戏子，那是下九流，上不了台面，入不了族籍，能像秧歌和梅子，唱出名堂来，就咸鱼翻身、鲤鱼跳龙门了；唱不出来，一辈子背上个坏名声，像头上顶着一个尿罐，臊气冲天。
刘爱雨不想动用她的11号交通工具，说：“搭个便车吧。”
刘麦秆说：“不嫌丢人？”
刘爱雨问：“不偷又不抢的，丢啥人？”
天还没大亮，天地之间蒙着一层薄雾，初冬的清早，吹来的风冷飕飕的，路边的树叶早就落光了，田野里也一片荒芜。
早起的鸟雀在觅食，它们一群群在空中盘旋落下，受了惊扰后，又突然飞起，喳喳地叫着。
油坊门学校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正是早自习时间，听着学生们嗡嗡的读书声，刘爱雨心里涌上一股苦涩、伤感、依恋的滋味；刘麦秆也望着远去的油坊门学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走了十几里路，刘爱雨气喘吁吁，抱怨刘麦秆有车不坐，偏偏要用两条腿，不自量力地去丈量几十里山路。
刘麦秆说：“走几里路都受不了，还学戏唱戏？你受不了苦，咱就回去。”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刘麦秆闹不明白，刘爱雨为啥偏偏要选最下等的戏子，和最上等的状元陈望春比试？
他不搭便车，一是掩人耳目，二是特意磨练刘爱雨，一个吃不了苦的人，绝对没有大出息，他刘麦秆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刘爱雨赌气了，两腿使劲，一溜小跑。
刘麦秆点上一根烟，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暗笑，看你能跑多久。
太阳偏西时，他们到了宫河镇，在一个小面馆，刘麦秆给刘爱雨买了一碗炒面，他自己要了一碗面汤，就着干粮吃。
刘爱雨将饭推给他说：“你吃吧。”
刘麦秆假装可怜兮兮地说：“我只配喝点面汤，你是名角，炒面你吃。”
刘爱雨瞪他一眼，捧起碗，狼吞虎咽。
刘麦秆舔舔嘴唇说：“好好学，等你有钱了，每天给我买一碗炒面吃。”
董家戏班子在镇子东面的一个大院，掌柜的董瑞祥，手下有二十几号人，排了三四十本戏，走村窜巷，每年能演个二百场戏。
刘麦秆父女找到董家大院，恰好戏班子在家，他们刚从北塬回来，北塬的李世昌后人重修李氏家庙，请了七天七夜的戏，这一次，赚得钵满盆满的。
班子休整几天，之后去前川的张三万家，张家老爷过世了，订了三天三夜的戏。
刘麦秆买了两盒点心、两瓶酒、一包茶叶，这是拜师的礼品，花去了上百元，他心疼，叮咛刘爱雨，你要学出个名堂来，可不能让这钱打了水漂。
董瑞祥四十多岁，矮个子，话很少，嘴边常叨着烟锅，不含愁就带怨，心里好像装满了不痛快的事。
他瞅了一眼刘爱雨，问了问基本情况，才知道刘爱雨没一点童子功，就是会唱几句，便说：“年龄大了，练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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