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不能改善百姓的生活吗？他们根本就不想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大明商业法律的发展，走的是另外一条非法之法的道路。
以征收、惩罚为中心任务的帝国法律结构无法产生出发达的民商法。上层建筑只会制定反民商法，造成民商法秩序的大量扭曲。
那么大明有没有民商法？有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原本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产业，如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矿业等在大明却是由帮会教门组织控制。
各种帮会、教门因为参与经济治理非常活跃。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和成文的帮规，采用宗教形式的帮派还有教规，也一般有刑堂之类维持帮规的机构。帮派之间又形成了一些行为规则，即所谓江湖规矩。重点在于推崇平等主体之间的义，强调信用、重视平等。忠、孝等上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则比较次要。
非常神奇，政府强力限制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导致了帮会教门组织畸形活跃的现象。海外贸易领域也是一样，海外贸易利润太大，明初海禁从成祖开始就没有彻底贯彻落实，后来更是一纸空文。但是海外贸易本来是一个复杂的行业，大量贸易纠纷需要调处，政府既然不愿意介入，大船主，帮派，海盗甚至西人在大明近海岛屿上设立仲裁法庭，以武力为后盾，作为海外贸易秩序的维护者。他们中的某些人业余时间也干干杀人放火的勾当。
当然，很多势力把杀人放火，屠杀，抢夺资源作为主业，海盗居然商讨文本，探讨法律规范彼此的交往规矩。
这些现象说明，民商法的根基在民间，是在民间横向交流中形成的，在草根阶层制作的文本中能够找到比朝廷堂而皇之的法典中更多的自由、平等因子。当然，其中充斥着暴力。”
李银河点点地图中的辽东位置道；“银河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建设商道的范例，只能自己设计商道规矩，维护商道秩序。
辽东商道目前只是东江镇控制的一段水道及沿岸地域，这段商道充满了危险，远远没有得到开发利用造福商道沿线区域的百姓。
以往控制商道的主要管理者是东江镇总兵。众所周知，东江贸易充满了强取豪夺。例如东江镇开具军票，以朝廷饷银为抵押换取商贾的物资。朝廷的饷银从来没有按时足量发放过，参与的商贾损失惨重。银河知道，现在最少有三百多位商人拿着东江镇开具的军票无法兑现，因为朝廷不认账。
商道沿线充满拥兵自重的掠夺者，他们袭击商船，残杀商人，遵守的是弱肉强食规矩。
辽东商道是东亚商圈的重要商路，东亚百姓勤劳朴实，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东亚商贸的潜力远远没有充分开发。”
李贵起身道；“李大人，我们的资源丰富，但是沿边王朝对商贸持消极态度。以大明为首，朝鲜，日本封锁海疆，专心务农，大量人口被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行商的人力资源并不充裕。”
“慢慢来，慢慢来。我们的管理机构制定了行商标准，我们控制了一些各个王国并不在意的荒凉地域，建设一些样板，我们会吸引来劳力的。
以大明为例，在辽阔的边疆地区，有很多不宜耕作或者开发成本高昂的地区，朝廷一般采取羁縻政策。比如奴儿干都司，地域辽阔气候寒冷，还有反叛的后金阻碍道路，所以大明朝廷无法控制广大的区域，易水湖商行将把奴儿干都司作为开发的潜在地域之一。农耕帝国无法有效开发偏远地域，那么，易水湖商行将接手开发这些区域。”
一名代表起身道；“在下宗九宝，代表对马岛一部分商贾。李大人，东江镇以军票换取商人物资，毛帅被杀后，东江镇军头根本不认可军票，无法兑现的物资价值数百万两白银，破产的何止几百商人啊。
东江镇商道涉及大明东江军镇，后金，朝鲜，日本及一些海上势力，北方商行有没有实力经营这段商道呢？”
朴太愚冲宗九宝冷冷哼了一声道；“三心二意的叛徒。”
宗九宝皱眉道；“朴大人，对马岛只是夹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小岛，只能以小侍大。对马宗家只能听从日本幕府的命令。
我们缺少耕地，只想通过贸易获得粮食，布匹等物资。对马在大国争斗中被迫参与战争。大元朝时期，大元和朝鲜讨伐日本，把对马岛当做踏板，我们只能协防日本。幕府将军攻入朝鲜，我们被迫作为进攻的中转站和朝鲜及大明作战。日本朝鲜一战，对马岛征召了六千多青壮，我们有多少青壮？对马不想参与战争。”
李银河对宗九宝点点头道；“北方商行只是保证大家行商安全的机构，对于商道沿线王国没有领土要求，北方商行不介入政治纠纷。
北方商行主要关注的是海上商道，调整海上运输中船、货各方有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有：船舶的取得、登记、管理，船员的调度、职责、权利和义务，客货的运送，船舶的租赁、碰撞与拖带，海上救助，共同海损，海上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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