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军港现在主要还是以修理为主，将过去正是那些各式各样的船只重新修缮，加以改造。
比如在可允许的条件下增加炮位，加强结构，或者增设桅杆等等。
工匠方面，由郑氏工匠和广东、福建各市舶司招募的民间工匠组成。
造船工业也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朱由榔选择两手抓。
一方面鼓励民间造船业的发展，对于造船企业，采取减税降费，乃至于以财政补贴扶持的方式，鼓励造船行社扩大生产规模，和搞技术创新。
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从来都是一体的，只侧重其中一个方面，都不会是健康的经济体。
因为军事工业是纯消费的产业，只有产出而很少有回报，必须要通过民用工业的发展来补贴，能造出经济适用、性能优秀的大型商船的国家，才有造航空母舰的可能。
同样，军事工业也必须要反哺民用工业，反哺民生，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美国的互联网产业，最早就是军用科技。而蓬勃发展的硅谷，又能反过来支撑美国的军事霸权。
这玩意就像足球一样，没有强大的俱乐部和联赛机制，没有充足的注册足球人口，没有广泛的足球场和设施，怎么可能会有厉害的国家队？
造船业同样如此，荷兰、西班牙、英国的海军崛起背后，是同样庞大的商船数量，和民用造船工业在支撑。
另一方面，则是官方的造船企业也应当尽早建立起来。
只以行政部门来搞军事工业建设，在短期内或许能起到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会导致权责不分明，官僚主义严重。
必须要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军工企业来完成这一过程。
内阁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洋务院拆分之后，工部也将会迎来一次拆分。
只不过这次拆分出来的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企业。
按照初步设想，一批新国企正在筹备过程中，如负责武器装备生产的兵工公司；公司负责采矿冶炼的钢铁公司，以及眼下已经基本形成的大明船舶重工公司。
（之前一直觉得“公司”是个外来词，想改称行社，结果好奇一查，发现这玩意早就有了，孔子《大同》里说“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许多福建地区的民间帮会和华侨，就广泛使用，比如梅县的“聚盛公司”，华人在婆罗洲的“兰芳公司”。）
改组之后，矿务局、武备局这样的行政部门只是作为监管督导，而不再直接组织生产。
具体的生产过程，则交给各个国有工业公司来进行。
也许是受到了这个思路的启发，户部也提议应该建立一个“大明粮务公司”的国有企业来指导干预粮食生产，将之前各地的常平仓管理从各地方官员手中剥离出来，直属粮务公司，以企业模式来运行，受中央部门监管。
朱由榔自然是欣然采纳，事实证明，只要带头打开这些大臣官员们的思路，他们完全能想得比自己周到得多。
如果说之前拆分洋务院是在明晰权责，那这就是在搞政企分离了，行政归行政，国企归国企，裁判和运动员不能搞混。
宁波港旁的巨大厂房内，有许多炉火点燃。
那是在烘干木材，造船的木料不是说砍下来就行了，必须要先干燥，否则造出来的船不到十年就会腐烂殆尽。
一般情况下，最好是等木材自然风干，这个过程往往需要十年左右，或者也可以烘干，但烘干木料是个技术活，而且耗费巨大。
大明船舶重工公司第一位总制，是原工部郎中，工部尚书胡璇的老部下陈子升。
软磨硬泡，从内阁和财部捞到了第一批六十万两的财政拨款作为家底，开始在宁波港先把厂房建起来，招募人手，购置、烘干木材。
然后就开始接些帮海军战船维修改造的活，改为公司制后，虽然都是属于朝廷的，但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了。
哪怕是给海军服务，也是要给钱的，海军用军费，向船舶公司下订单。
不仅是海军如此，陆军的武器装备，也需要通过枢密院的军务部门，与兵工公司沟通，确定预算来采购和预订。
这样一来，如果兵工公司的产品不好，军方可以拒绝采购。
否则，武备局手上拿着铁饭碗，也没人竞争，咋生产都有饭吃，早晚会变成以前大明的兵仗局那种乌烟瘴气的官僚机构。
同样的，以后的国有工业公司肯定不止一家，大家竞标生产，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毕竟都是自家人，在利润上基本都是能让则让。
在造船方面，陈子升决定先从辅助型的传统沙船、哨船开始，然后是大型福船，最后才是新式夹板战舰。
好在有一批从郑氏那捞来得，西洋人、东洋人都有的造船工匠。
初期上手应该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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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宁波港的，还有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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