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曲阜孔府的清算，远超乎了之前一众官员的想象。
因为孔氏在此扎根上千年，实在是太过庞大，该县人口，孔姓者，占二三之数，林林总总，恐怕不下数万。
但事实上，大多数也和普通百姓毫无差别，一样被上层的宗族长老们压迫，变为佃农、长工，残喘求生。
就像当初李自成农民军席卷中原时，不少明朝宗室出身的朱家人居然响应跟随，这些普通孔氏族人对于衍圣公府被清算的消息，可谓欢欣鼓舞。
因为按照光烈朝廷在南方的既定政策，在清算一些地方大族时，于五世以外，非嫡系出身的普通成员，只要没有参与宗族事务，便不在范围之内。
甚至，大部分平时备受压迫的庶出、旁支子弟，还会因此而得到分配田产。
以孔氏为例，在山东巡抚、布政使司衙门的协助下，刑部官员丈量清楚曲阜孔府全部土地所有。
相较于那些浮财，土地才是孔府的根本，初步统计出来的数字，令众人咂舌，曲阜县，皇册在记全部田土，不过一百一十五万亩，孔府一家就独占五十四万亩，将近一半。
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数字，明中期以后，隐田、假田成风，根据走访调查，和审讯得知，除了这些明面登记的土地外孔氏至少还有将近二十万亩隐匿田土，有的挂在其他人头上，有的干脆自万历以来，就没有登记过。
为了清点这些财产，刑部、大理寺、巡抚、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五个衙门合作，十多名官员，带着近百吏员，花了十余日，才勉强清点出一个大概。
其中，亦不乏孔府在过去百年内，于地方上种种劣迹证据。
至于这么多土地是怎么来的？孔氏和许多豪绅地主一样，通过灾年释放高利贷，再借用官府关系，强行逼债，而后吞并土地。
仅崇祯二年山东大旱后，就一次吞入土地近四万亩。
相较于一般的南方豪族，孔氏在曲阜地方的威势更厉害。
自唐晚期，唐懿宗下旨让孔家第40代孙孔续为曲阜县县令以来，直至后世的乾隆时期，上千年间，曲阜一地的县令、知县一职，都是由孔家世袭罔替。
一般而言，孔家嫡长子担任衍圣公，另一人便出任曲阜知县，以至于许多孔家先辈的墓碑上，直接就明晃晃的刻上身前官职是“世袭曲阜知县”。
毫不夸张的说，曲阜就是千年来，山东境内的“国中之国”，其声势威权，比起什么狗屁藩王、沐国公之流要强得多，毕竟宗室、勋贵虽然坐享富贵，却是不能干预国政的！
而孔家坐拥一县百里之田，有私人武装，有行政权力，免税免赋，国法不及，还世袭罔替，哪里能叫“孔府”？叫“孔国”恐怕还恰当些！
为此，不同于对山东其他府县的既定政策，即当地的府县衙门机构，只要不负隅顽抗，可以先维持地方秩序，等待北伐军接管安排。负责主审此案的刑部主事徐嘉，来到曲阜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左军将士，剥夺曲阜县衙一干官吏的职权，全县进入军管状态。
巡抚李新专门特批，从左军方面要来了一个厢近千军士，参与查抄和稳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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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弘道门前
左孔庙，右孔府
曲阜有孔庙、孔府、孔林三个建筑群，称为“三孔”，其中孔府就是衍圣公嫡系一族居住之所，而孔林则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
至于孔庙，顾名思义，便是祭祀孔子之所。
一名六十多岁，须发苍白的老朽手持拐杖，带着十余个族人挡在门前。
而弘道门前的璧水桥上，上百左军甲士已经严阵以待，为首军官按刀横视对方，眼神中颇为冷漠。
不得不说，两千年礼教熏陶之下，这个时代很少有能够蔑视孔庙门外牌坊的人，哪怕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平头百姓，也会对这些看似高高在上的尊贵事物，产生某种恐慌与畏惧。
在大多数人眼中，尤其恰恰是不读书，且被压迫得最深，最苦难的农民们，恰恰最吃这一套。
反倒是那些那些上位者，最终念念有词“君臣父子”，其实反而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做一回事。
当上面有令要查封孔庙时，几位刑部、大理寺的官员都还没什么反应，下边的普通士卒倒是议论纷纷。
汉代以前，有儒家，但没有儒教，而之后，随着其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的深度捆绑，儒家也就变成了儒教，儒教的经典、人物、文化，被神圣化，尤其是在宋、明、清三代，理学成熟后，达到顶峰。
对于这些普通士卒而言，孔庙，那是“文曲星”、“文昌帝君”呆的地方啊！自己这般手持刀兵冲进去，难道不会遭报应吗？
这事儿，倒是让几位主事官员麻烦了好一阵。
好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且左军毕竟是农民军底子，还是有不少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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