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孤家寡人”，朱由榔甚至立马就多疑起来
如果连南直地区，有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自己都不知道，都没人提醒自己，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文武官僚集团，已经形成密不透风的利益团体了？是否意味着自己这个统治者已经无法获知具体的一线消息了？
为此，他还专门绕过内阁，派出自己的中书署心腹，前往松江、苏州、常州、扬州等南直地区，手工业、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区域调查。
看一看当地的社会状况到底如何了
但没想到的是
就在朱由榔同时于南京召开朝会，大肆整顿政治纪律之时，回报过来的消息，却让他颇为意外。
此时的江南地区，织工，以及其他各类雇工群体的生活和待遇并不差
甚至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主要聚集在城郊、城内的早期无产者，其生活条件反倒是比大多数农民好得多。
这倒不是因为资本家和企业主们有多大的善心
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短缺
毕竟明清战争以后，人口下降明显，而朱由榔施行的民屯政策，尤其是收复北方，统一全国以后，大量的移民屯垦，再次分散了土地矛盾和劳动力数量。
相较而言，如果企业和雇主们，不提高对雇工的薪资待遇，留不住人，人家大可以拍拍屁股离开，大不了应募去北方屯垦就是。
所以，工人的薪资待遇普遍要比自耕农高，才能留得住劳动力
这让朱由榔松了一口气，但也不禁大为疑虑
既然如此，那么松江府的织工暴动，又是从何而来呢？
莫非松江府衙收了范氏的贿赂，有意封锁松江府的劳动力市场，不让当地流民应募屯垦？
可从廉政署和中书署一明一暗两方面调查的结果来看，也并非如此
松江知府的确是收了一些贿赂，但主要是范氏怕他多管闲事，让其把那两个告官的织工送回范氏。
这一困惑，直到廉政署的初步调查报告提交到内阁，并引发阁臣们争论后，朱由榔才明白过来。
原因很简单
这件事情，看似是少见的织工暴动，但事实上，其实是一次“奴变”
根据调查，当时参与暴动的三四百名织工，均无户籍身份，而是挂靠在范氏名下的奴仆。
这也是当时松江知府选择把那两名告官的织工送回的原因
人家并没有违法
按照大明律，朝廷是承认，乃至于保护奴仆制度的
在大明，奴籍是贱籍的一种，在人身自由上，几乎等同于主家的私人财产
《大明律》中《户律》规定，良贱不得通婚，也就是说，奴仆的子女，也是奴仆，一般被称为家生子。
虽然《大明律》里也有规定，如果主家在未告知官府的情况下，殴杀奴婢，杖一百。
但从侧面也能反应，这些奴仆在人权上，和主家根本就是不对等的
只要主家不恶意残杀，平时任意打骂，几乎没有法律风险
事实上，即使是恶意殴杀，官府大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谁脑袋瓦特了，为了一个贱籍奴隶的死活，得罪当地大户？
明朝中后期以后，江南地区，大量破产的农户、军户和手工业者，为求活路，只能卖身为奴，从此世代无法翻身。
有些人家，动辄养奴数千
这不仅是对被奴役的贫苦贱籍百姓的惨重压迫，也因此隐匿人口，偷税逃税，因为奴仆的户籍是挂在主家名下的，确切的说，他们没有户籍，只有身契。
由于能够合法的限制奴仆的人身自由，并且不用在乎待遇问题
许多江南地区的就把奴仆作为自己产业的劳动力来源，这样一来，即使任意苛待，也不会有法律风险，更不用担心对方跑路和反抗。
《刑律》规定，奴隶若殴打良人，比普通人罪加一等，如果导致被打者重伤、重病不治，则将奴隶绞死。奴隶若是殴打自己的主人，那就要杀头，辱骂主人者绞死。
在种种歧视法律下，奴籍百姓生死操于他人之手，一辈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主家的个人品行，遇到宽大点的主家还好，若是刻薄的，简直生不如死。
以至于明代江南地区，常有奴仆杀死主家后，主动向官府自首的。
就是因为不堪压迫，同归于尽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样沉重的压迫下，明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奴变层出不穷
崇祯年间，伴随着北方农民起义，南方的奴仆们不甘压迫，他们群情激奋，呼啸聚集，杀死主家，焚烧身契，攻击和地主老财们沆瀣一气的地方官府。
在江西永新等地，奴仆们捆绑主人“操戈索契”，发出“奈何以奴呼我？”的质问，喊着“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的口号，占据田产，散发粮食。“踞坐索身契者数万余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弘光元年，中元节，江阴城内奴仆暴动，斗争波及乡下，许多富户的房屋被烧毁，田契被撕毁，地主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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