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大夏朝臣开始觉得毛文龙悬据海外，大权独揽，建议朝廷设一重臣，去皮岛节制毛文龙。
天启五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鲁生奏道：“海外之事当设一文臣，稽核功罪，综理钱粮。”
天启五年九月，登莱巡抚兼武之望认为，毛文龙专制海外，糜饷饰功，擅权横恣；请朝廷设立巡抚、兵备道节制东江镇，查点钱粮，稽核功罪。
但在大学士顾秉谦的坚持下，东江镇一直没设立巡抚，也不受辽东督师、经略管辖。毛文龙成为了大夏唯一一个不受文官节制的总兵。
在柳河之败引发的与论压力下，孙承宗、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双双辞官。虽然孙承宗找到辽东兵败如山倒的病因，但医治不了大夏部队中诸多弊病。
天启五年十月，大夏皇帝同意孙承宗辞去，让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高第接任，成为第九任辽东经略（或督师）。同时，蓟辽总督也已换人。
天启三年十月，因王象亁告辞，皇帝任吴用先为蓟辽总督，后又换王之臣。
而辽东巡抚换得更勤快。天启三年六月，辽东巡抚阎鸣泰因和孙承宗不和，辞职。皇帝任张凤翼为辽东巡抚。后因张凤翼主张弃辽，只守山海关，再被罢免，由喻安性接任。
自与大金开战以来，大夏的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督师）、辽东巡抚这三个重要岗位就频繁换人。
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说白了就是帝国董事长——皇帝既不知道辽事的问题在哪，也不真正了解下属，只是道听途说，一次又一次换人。而同时，大臣们辞职的现象越来越多。
这说明大夏的政治生态实在恶劣，没有干事创业的环境。很多人选择了躺平，不愿再为帝国效力了。
高第刚上任几天，辽军就献给高第大人一份见面礼——士兵集体起哄闹饷。其原因就是朝廷很久没发工资了，拖欠辽东军饷高达一百七十余万。
“关兵鼓噪起于额饷之不继。”
而令高第更头大的是，因为给蒙古的赏银续续断断，林丹汗把蒙古骑兵撤了。往后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守辽东了。为了给新的经略撑住面子，大夏皇帝挤出了四十万两白银给高第，发了一部分欠饷。
士兵闹饷的事情暂时压下去之后，又一件事情让高第吓出了一身冷汗。那就是辽军人数对不上。
当初交接工作的时候，孙承宗拍着胸口说有兵力十一万七千，可高第仔细一清点，总共才五万八千兵。
情急之下，高第赶紧写报告给兵部，告孙承宗一状。面对高第的指控，孙承宗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请高第大人再核实一下，如真是如此，就请户部按五万八千人的名额来领军饷吧。”
看到孙承宗的回复，高第直接傻了眼，按照十一万七千人来发饷都集体闹饷了。如果按五万八千人来领军饷，不用努尔哈赤来打，底下这帮士兵可能就真接兵变了。
无奈之下，高第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再上书向兵部解释，是自己搞错了。后来，王之晋就这事指责孙承宗，认为柳河之败导致了大量逃兵，才造成辽军仅剩五万八千人。
“柳河之败止存五万八千，即如中辅疏以十二万，以六万二千之兵归于何有”。
实际上，辽军只有五万八，其主要原因是吃空饷。大夏部队谎报军功、虚报军饷这种做法是普遍现象。
可以说，大夏所有部队的实际人数都比名册上的人数少很多。山海关守兵名册人数有七万，但全是虚数，而且是兵少将多。这些老油子，日久生变，哗变、滋事常有。
从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大败，到天启五年十一月高第到辽东上任。在这三年十个月内，为何不见努尔哈赤有什么动静？
努尔哈赤之所以迟迟没有进攻大夏，和天命七年三月的一场会议有关。
广宁之战后的二个月，努尔哈赤在沈阳召集各贝勒、各大臣，召开帝国的最高级别会议。会议的任务就是研究确定对大夏的战略方针。
最后，会议一致认为，“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夏，恐贻内顾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乘时征讨也”。
努尔哈赤一直以来的军事思想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兵力的好处就是让自己的战损降到最低，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这对人口稀少的大金来说这是必须的，因为努尔哈赤输不起。但集中兵力也有缺陷，那就是后防空虚。
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是大金家门口打的，后方要有敌人偷袭，努尔哈赤还可以调兵回防。但大军一旦过了广宁，就离老巢太远，努尔哈赤就算想回防，也来不及了。
所以努尔哈赤并不是忘了祖、父之仇，而是担心的是“恐贻内顾忧”。而西边刚好有一只虎视眈眈的雄狮——林丹汗。按照“庶得固我根本，乘时征讨”的原则，努尔哈赤决定在大举进攻大夏之前，先做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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