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汉原本想连带本村里正张枭、奉建号、知府苍山远一起告了，说他们三家勾结，借修道之名，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侵占耕地，烧毁民房，事是这么个事，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可李老汉有什么证据？好多事都是背着人商议的，雇着不相干的人，蒙着脸干的，李老汉既无人证，也无物证，你告谁去？不要说人家要反坐你诬告之罪，就是一个知府苍山远，本朝律例有越诉之条：“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你布政司都没去，就来告巡按御史，还没受理，李老汉就要被笞四十的。这就是眼前亏，不能吃。
那这个状应该怎么告？告里正张枭？不可以的，平民告里正，这个没有罪，但得先去县里告上一把，县里不管，还得去府里再告一次，才有资格来告巡按御史。直接告知府，当然也不行了，知府苍山远虽然是首恶元凶，但作为一个最终的受害者，李老汉从来没有见过苍山远，这种状你怎么告？唯一能写进状子的只有跟李老汉直接接触的奉建号。而且作为奉安府工程的承包商，奉安知府是要回避的，可以直接到巡按御史处告状的。只要巡按御史接了状子，开始认真公正地查案，凡涉及案件的里正、知府都统统脱不了干系，可若不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想要普遍下手，让自己的行为出现漏洞，就会被驳回状纸，你一个也告不成。这是在这套系统中没有内幕舞弊的情况下，遍地都是大坑，不是专业人士，普通人根本玩不转的，若再有个里外上下勾结的事情，就连专业人士也不好使了。
寿老先生有学生在衙门口事的，于此有所见闻，本想劝住李老汉，但瞧着李老汉这个劲头是老杠子头了，劝不得的，只能尽心帮帮，但不能好事帮到底。老先生有个信条：好人好事要做，但救人的要在岸上，才能拉人上来。风高浪急，自己一猛子扎下去，非但救不了人，自己也要把小命搭进去的。这等蠢事坚决不能做。状子可以给你写，但坚决不具名，哪怕以后老李头被逼迫把寿老先生卖了，说状纸是他写的，他也咬死了不承认，让老头受那四十大板，自己也不会心软。
李老汉一心想告状，就让他去告，自己也没有必要阻拦，倘若他告赢了，自己得个好，倘若他没告赢吃了亏，也不至于记恨自己，毕竟自己也出了心。倘若寿老先生现时劝阻他告状，李老汉当时就得记恨他一辈子，这就是人心，跟人性好坏关系不大。
寿老先生帮助李老汉把状纸写好，留李老汉吃了个午饭，又赠了他一身干净衣裳，给他画了去灵云驿站的图纸，趁未时人少的时候，送他出了家门。
寿老先生转回家，不免寿老夫人一通埋怨，又是多管闲事的一天，寿老先生没有反驳，因为自己确实好管闲事，明明知道不应该，可临到事头上，总也忍不住，这个毛病是怎么来的呢？寿老先生仔细想想，大约是小时候总是听父亲讲，自己曾祖母无意之间救了一个偷儿，后来祖父澡奸人陷害，罗织成罪，幸得一将军相助，才得平反冤情，这将军竟是当年祖母救下的偷儿，因投了边军，屡立战功，成了将军，才免得寿家一场灭门之祸。最后父亲还得出一个结论：好人终有好报，世事由他险，居心任我平。不管世道如何坏，坏人如何多，好人要当，好事要做。寿老先生老听这个话，潜移默化之间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这么些年，虽未有大福，甚至科举多次不第，却也平平顺顺，未遇坎坷，或许自己父亲说的是对的，只是这个理没有办法跟老伴儿讲，三观不契，说不通。
放下寿老先生不提，且说李老汉一人走在去灵云驿馆的路上，还算平平安安。
这路是寿老先生给他安排的。按远近，李老汉应该走东门，出了城门，再行五六里路就到了灵云驿站。可有些人也是这样想的，各县除了派了在县衙拦截人之外，在东门也设置拦截的了，他们给了城门郎一点好处，便代替了城门郎守城门，查身份的职务，对出入城门的人挨个盘查，遇到不是本县的人定要审问一番，防止有人告状。因此寿老先生让李老汉多绕三里路，从南门出去。这样虽然路程远，但能到灵云驿馆，这就是算近了。
李老汉兜了个大圈，好不容易找到了城东的灵云驿馆。这个驿馆不一般啊。
驿站原本是一种全国性的传递公文的机构，建立之初，确实比较有用，可是国家性的机构，运行久了就要生出弊端来。传递公文的功用是一种消耗性功用，并不产生收益，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国家可以给予拨款，可建成之后，如何维护？维护的人和从哪里来？这都是问题，一般是从当地税负收入中拨付。按朝廷规制，拨付的比例都是固定的，就数目来说，富裕的县肯定拨付的多，穷县就拨付的少。可驿站是一整个体系，富县就觉得都是驿站，凭什么我就要多付钱，于是就开始削减对驿站的拨款，削减到能勉强维持驿站的运行就可以的程度。再加上驿站的官吏想自己的收入年年都上一个新台阶，也克扣给驿的资金。这样就造成了全国上下的驿站，普遍的住宿条件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有史书为证，“卧房之后，即系牛栏猪圈，而以篾篷隔之”“野虫横飞，环扑刀砧，与饭食相掺夹，食之不能下咽”“半饥半饱，日度一日而已”。至于外观，也就比寻常野铺茅店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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