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文则拱手向朱慈烺禀道：“启奏陛下，按照张文忠公（张居正）所设考成之制，六科需受内阁考成，这无疑使内阁权力过大，而能使内阁可控六科言路，有相权之实！臣恐如此，会有钳制言论、擅权乱法之议。”
李邦华瞅了范景文一眼。
接着，他就出列对朱慈烺拱手道：“陛下，臣知道元辅在担心什么，无非是担心他自己要背一个权臣的恶名！”
随即，李邦华就又道：“可陛下，请恕臣冒死直言，国朝如今到这一步，若非陛下力挽狂澜，差点就要亡于流寇乃至异族的地步，何尝不是跟本朝没有相权有关？进而导致文臣不统，无能主张和扫尾善后的中枢执政，所谓阁臣也不过是只能票拟而已，实际上并无统辖六部、监管百官之权；以致于，一个南迁之议，竟被一言官阻挠，而差点使满朝文武要么投附流寇，要么殉节自缢！”
“如今元辅担心自己有相权之实，而不肯改制，难道不担心将来建奴再次南下，而依旧无人为天子担当与扫尾善后吗？！”
“非要再次让陛下亲自为一项大政或一次战事负责？”
“而若大政或大战失败，是不是就要因此再次出现禅位之事，以至于国无恒君，人无定心，如此谈何中兴？”
李邦华的意思很直接，就是皇帝无论是改制，还是将来作战，都需要一个背锅的。
而不能出事了，直接由皇帝负责。
因为一旦由皇帝负责，就会大损君威，就会让天下人觉得是皇帝不行，有想换皇帝的想法，这对一个处于未一统天下的帝国而言不是好事。
而皇帝一错就换掉，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英明的皇帝。
因为皇帝也是一份职业，也是需要经验，需要在各类实操中去锻炼的，自然也需要失败的经验。
而要想既让皇帝有试错的经验，又有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就需要一个能有所主张和能扫尾善后，也就是背锅的相臣。
所以，相权的确是一个帝国客观需要的东西。
朱元璋之所以能废丞相，则是因为他比较特殊，是开国帝王，他做错做对，都没人敢哔哔。
而后面的帝王如果本身能力不强，往往就会因为没有相权的制衡，而造成更大的破坏。
崇祯就是如此，因为本身是藩王突然接替其兄长朱由校的位置，而没有受过太多的帝王教育，所以行事未免操切，而他即位之初任首辅的韩爌虽然是首辅，但到底不是真正的相臣，没有控制六科和六部的权力，所以，以至于他对崇祯的劝谏有限，只能眼睁睁看着崇祯大面积清洗阉党，导致党争加剧。
继承明朝制度的清朝也没有相权，但清朝对皇室的培养制度素来很严，甚至还直接用养蛊模式培养皇子，如皇子不能由生母抚养，每个皇子都有被立储的可能，而可以互相竞争；为的就是避免皇帝质量不行，而在没有相权的清朝可以尽量避免国运衰亡。
但即便如此，清朝还是难以避免的在皇帝质量下降后，因为没有明确的相权，而使得慈禧可以擅权，而无一大臣可以制衡她。
李邦华则明显是因为国家到了现在不得不改制的一步，才直接提出了大明从朱元璋后就存在的一大弊端，即相权未定。
要知道，明太祖早有遗训，谁要是提设中书省丞相制的，当凌迟之。
李邦华此时敢提出来，明显是有魄力的，也是国家到了这个地步，痛定思痛之后，迫不得已。
当然，明太祖朱元璋留的遗训，且要求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否则就要被凌迟的遗训多了，但基本上都是被选择性的遵守的。
比如，边王不得撤废这条祖制，朱元璋刚驾崩不过三个月，朱允炆和他的心腹大臣就开始削朱元璋封在边塞的藩王。
另外就是宦官不得干政这条，明宣宗也直接废掉，还开始让宦官读书。
再比如，贪污六十两就要被剥皮楦草这条，更是没人再遵守。
所以，李邦华此时提出来，只要朱慈烺不计较，也没什么。
而按照李邦华的意思，就是恢复张居正时代的考成制度，即让内阁有管控六科的权力。
明朝后期最大的问题就是言官瞎逼逼军政大事，造成任事的官员不敢做事，敢做事的很快被罢职治罪。
无论是熊廷弼还是卢象升、乃至孙传庭，都在言官制度方面吃过亏。
而张居正当国的时代，所推行的考成法最大特点，就是给六科套上嘴笼子，使六科的言官不敢随便喷人，而被逼着干审计方面的正事，而不是没事对各类事务瞎逼逼，包括一些重大决策都能给直接否掉。
这也是真正让内阁有相权之实的时代。
使得无论是中央内阁和六部，还是地方督抚巡按都能够开始做正事，连作为武将的戚继光都能认认真真练兵，而使得大明在万历初期国力变得非常强盛。
但等张居正考成法被废，言官势力再次做大后，国运就开始急转直下，尤其是万历三大征把万历初期的底本都耗光后，使得朝堂上没几个做正事的也没几个能做成正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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