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绅阶层可以“有奶便是娘”，士人阶层却能坚持“舍生而取义”！
因此，秦刚需要足够的时间，以经济变革来拉拢缙绅，以文化变革影响士人！
秦刚的经济变革分两大抓手：货币发行与海贸管控。
一开始，包括吕惠卿在内的多数人都不明白秦刚为何非要争夺大观新钱的铸钱业务。尤其是其中额外贴补铜料的高质量折十钱。在看到江南东路同样将铸钱业务转包给杭州后，更觉得秦刚此事费心不讨好——白白奉送了大笔钱息给了始作俑者的蔡京。
不过，秦刚却信心满满地说了句富有哲理的话：“让利箭再飞一会儿！”
很快，嗅觉灵敏的官员发现，秦刚之意非在铜钱，而是同为货币的四海钱引。
很简单的道理，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折十钱虽然缓解了铜钱使用不方便的问题，但解决效果并不佳：以一折十，数量与重量只是减少了有限的一点，真正动辄成千上万贯交易的商人，还是需要铜钱以外的货币。
而立足杭州的四海银行，因为参与南钱的铸造，一下子积累起了足够的金融信誉。如今天下商人都知道四海银行除了拥有充足的铜料，还在各地分行里，继续推行他独特的“金山银海”的担保实力。所以，当南钱逐渐占据市场主流后，四海银行的纸钞钱引，更是同步拥有了巨大的权威性。
纸币的模式就是这样，使用的人越多，它的币值就越坚挺！币值一旦坚挺，就不太会有人非要将它兑成现钱。
而只有吕惠卿等极少数核心的高级官员才能从秦刚这里获知到真正的背后数据：大观元年仅仅才到七月，两浙、福建以及麻逸、象林四地的钱监已铸大观新钱六十万贯，几乎顶得上大宋历史上最高一年的铸币量。但是同时四海银行所发行的四海钱引却已达到一百五十万贯。所以，若从账面计算，六十万贯新钱里大约有二十万贯是代北方钱监所铸，相当于白白赠送了朝廷约五万贯的铜料贴补，但四海银行发行的一百五十万贯钱引，却相当于收回了纯纯一百五十万贯的钱息。
秦刚所言的那支离弦飞行的利箭，在穿越了一片扑朔迷离的迷雾之后，终于如他所言，“呯”地一声击中了最重要的目标。
而失去了铜钱作保证，蔡京在京城挑了几家钱庄推行的所谓大观钱引，竟然连京城钱庄的柜台都走不出去，除了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外面的商人与店铺愿意使用。
此外，海贸看起来只是民间的行为。尤其是在东南各路，百姓只要能够筹足费用，购买或租到海船，再募齐出海的船员，就可来一场充满着财富诱惑的海贸之旅。本钱足够的，可以远下南洋甚至更远的西洋，本钱一般的，也可以跑跑高丽、倭国或流求路线，一样可以获取足够的海贸收益。
但是不要忘了，无论是造船、船员培训还是最终要保障海上安全的水师巡逻，这些海贸的核心资源，尽数掌握在了东南官府手里，这些同样也保证了海税的完税率远高于其他税赋，而其税收总量也毫无争议地排列第一。
实际上，东南对于海贸的管控，并非是通过官府批文等等的生硬手法，而是间接通过诸如海船售卖、船员培训以及水师护航资格的调配来实现。如此一来，海贸这样一块东南地区最为重要的资源，不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一两个衙门就能掌控，而是分散在多个不同部门中，相互都有制约与关联。秦刚也为此重新改组了市舶司，大幅削减它原先的审核批复权力，相应要求它增加了各种为海商服务与帮助的职能。
如此一来，两浙及福建等地的百姓原本就生活相对富足，尤其是在铲除了朱勔的供奉局后，中等以上的人家，一年下来总会有些积蓄。亲友相互拆借也好、合伙也罢，总是能够弄上一两条海船。市舶司还会帮助这些散户组建成统一的船队，并推荐合适的航线给他们。
实际上，随着这些新兴跑海人慢慢地成长起来，独有的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将会将他们从原先的农民、工坊主、小商贩群体中分离出来，成长为一个全新阶层。而这一阶层，也将会是最拥护东南实施的新政的主要人群。
在文化层面的变革，秦刚则寄希望于格致学的继续推广。
新建的杭州格致院，秦刚把它安排在凤凰山的万松岭。唐时在这里初建的报恩寺此时还保存了主要的殿堂，僧人早已不在。依其旧址改建，并命名为万松书院。其实他只是把历史要到明朝才会建的万松书院提前诞生于此。
关于万松书院的师资力量，秦刚一点都不用担心。两浙本就是人文胜地，传统儒学无需担心，而格致新学则有流求格致院为后盾支持，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只有书院山长一职，责任重大，又需极富声望之人才合适。
秦观听说后哈哈一笑道：“此事不难！此时在这杭州城中，正有一人最适合做这山长！”
秦刚喜道：“既是老师推荐，自是不会有偏差，不知会是哪位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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