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嚏！”
孙绍宗独坐在书房里，刚将草稿在案上舒展开，忽觉鼻孔发痒，忙偏头转向空处，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这是谁又惦记自己了？
是不久前才离开的北静王——王妃，还是昨天晚上阴差阳错，失身于自己的薛姨妈？
孙绍宗揉着鼻子，不得要领的胡思乱想了一阵，这才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桌上的草稿上。
打从入职大理寺的第二天，他就琢磨着该如何立威破局，虽说后面查案时，这威风已经立下了，可破局二字却远远没有做到。
他要突破的，不是自己在大理寺中孤立无援的局面，而是整个大理寺在三法司中尴尬的现状。
其实起大理寺现在的症结，无非是‘上下脱节’四字。
虽然名为天下纲纪之总宪，但现在的大理寺其实就是个‘等靠要’的衙门，对地方官府几乎没有辖制的资本，只能等着对方主动上交疑难案件。
偏偏地方官府，为了保住自己的政绩官声，对此又极为的抵触。
于是这一来二去的，大理寺就如同风中飘萍，几乎没有根基可言。
而失去实际意义之后，大理寺在三法司、乃至整个朝堂上的地位，自然也是节节下降。
现如今甚至隐隐成了都察院的附庸，一年到头的经手的案子，倒有大半是都察院转交过来，而且只需要按照对方意思宣判就行。
越是如此，下面的亲民官儿，也就越是不把大理寺放在眼里，于是进一步形成了恶性循环。
要想扭转这等局面，无疑需要重新为大理寺培植根基，然后再从刑部、都察院夺回一部分权利，才有可能做到。
其实翻看卷宗不难发现，魏益刚上任的时候，也曾想过要重新振作局面的。
当时他主政的头一年，就先后求得三道旨意，又是让各地官员主动申报疑难杂案，又是派工作组下去排查摸底的。
可这番举动最后却都无疾而终。
原因么，一是出在大理寺对地方官员，实在缺乏辖制的手段；二来么，这大理寺也实在没几个精兵强将，到了地方上两眼一抹黑的，非但没查出什么，反闹了不少的笑话。
再搭上魏益并非什么强项令，也不过就是想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已。
见主动上报案情的旨意，未能得到地方官员的回应，而派出去的工作组，更是惹出了不少的非议，魏益当下就缩了卵子。
自那之后，大理寺的威望进一步下挫，继而导致了今日的窘境。
如果仔细分析魏益当初失败的原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完全寄望于皇权，却不敢触碰都察院、刑部的利益。
结果这自上而下的风潮，也只刮起些浮沉罢了，离沙尘暴都还差了好几条街呢，就更别说是改天换地了。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在魏益头上。
刑部就不说了，在现有体制当中，刑部处于监督地位，以大理寺这衰颓的现状，想要从刑部夺权，基本属于痴心妄想。
当然了，若是日后形势逆转，从刑部剥夺一部分权利过来，也完全没有可能的事儿。
至于都察院……
虽然对大理寺，并无直接的监督权限，可人家本身就是监管百官风纪的，对文武百官的威慑力，可比顶着‘天下纲纪之总宪’，内里却并无什么实权的大理寺，要强出百倍不止。
故而想要从都察院夺权也是难上加难。
尤其这些人本就是笔杆子、打嘴仗混饭吃的，真要是当面锣对面鼓的闹将起来，没个能站稳脚跟的切入点，想夺权谈何容易？
故而孙绍宗上任之初，也曾为之头疼过一阵子。
好在他虽然不是法院、检察院系统出身，对这一套也还算有些了解，最后从中借鉴了一些思路：
既然夺权不易，借助皇权施压又不怎么奏效，那干脆就另起炉灶，弄一套可以顺理成章扎根地方，又符合大理寺核心职权的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也是四个字：普法下乡！
大理寺除了稽查各地上报的疑难杂案，或者奉皇命处理钦案之外，还负有编修、宣扬律法的职责。
前面那一摊，如今是孙绍宗掌管，却和刑部、都察院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
后面那两部分，按理是右少卿李文善掌管的。
不过历年来，大理寺右少卿也只是负责编修法律，对于宣传方面，却是几乎是极少涉足。
非但如此，依照孙绍宗做治中时的所见所闻，地方官府对于普法工作，同样是消极怠工。
因为时下流行的论点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法律只要掌握在官员手中就够了，至于那些小老百姓，懂的法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生事的讼棍。
这种言论与思维，其实后世也还没能完全杜绝。
好在孙绍宗也没指着能完全杜绝，对他而言，只要能借着这个由头，在三法司的职权中另辟一条蹊径，也就足够了。
不过凭空提出要‘普法下乡’，肯定是不可行的——至少也要先找些依凭，证明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而不是自寻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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