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与前面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显然具有某种联系。前文孟子主张“何必曰利”，这里“子思”却主张“先利之”；前面是孟子教导梁惠王，这里却是子思教导孟子。说明这段文字是针对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而发，是对前者的一个补充和回应。不过据学者考证，子思与孟子年代相距较远，二人不及相见。故《孔丛子》中的这段文字并没有事实的根据，而可能是出于子思或孟子后学之手，意在说明经过子思的“教诲”，孟子也重视起民众的利益了。这虽然是虚构，但衡之以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也是符合孟子思想的。《孟子》上文中的“利”是指君王的“大欲”，故孟子主张“何必曰利”，而此段文字中的“利”是指民众的物质利益，故“子思”主张“先利之”。在孟子等儒家学者看来，执政者本来就是要为天下百姓谋取、创造利益的，执政者若奉行仁，遵守义，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此皆利之大者也”；若执政者抛弃了仁，违背了义，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此为不利大矣”。所以，义和利实际是统一的，或者说应该是统一的，这里“义”是指道义和公正、正义，“利”则是指社会的整体利益，指民众的物质利益。强调义利的统一，是孟子义利之辨的第二个层面。
故本章虽然是谈义利，但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王道也是密切相关的。以民众的物质利益为重，对内实行仁义的是仁政，通过“得民心”使天下归附的是王道；而“以富国强兵为利”，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是暴政，通过武力扩张使天下臣服的是霸道。重视义还是重视利以及如何看待义利的关系，乃区分仁政与力政、王道与霸道的重要根据。故以下几章主要围绕仁政、王道展开论述。本章可与12.4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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