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两步利改税改革即是对于此前非税论的彻底拨乱反正。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属于“自产国家”，那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向政府运转依赖于税收的“税收国家”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势必存在偏好于间接税的路径依赖。由于历史惯性形成的依赖路径，我国目前税制远祧《禹贡》《周礼》和《管子》等所提出的“寓税于价”主张，近惩旧中国苛捐杂税在民众心中遗留的历史阴影，呈现出严重依赖间接税的结构性特征。在这种间接税制为主导体制下，国家税收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名义增长，而且国家在新增产出的分配过程中居于极为有利的支配地位。
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是让间接税真正担税者处于不利地位。在间接税中，纳税义务人与实际担税人相分离，从而使得一些间接税在法律上的纳税义务人仅为名义上的纳税人，其所纳税负最终被完全转嫁于消费者，最终承担了税负的消费者实为真正的纳税人。相较间接税而言，直接税更容易觉醒公共领域的权利意识。直接税的税负无法转嫁的昭明特性更容易有效传递税负痛苦，从而更加高效地将税负痛苦转化为民主参与的精神动力；而间接税则因税负的转嫁造成税负痛苦耗散，税负痛苦最终无法有效传导到税负最终承担者身上。换言之，间接税能够把纳税人的钱从其口袋拿走但是不会通知那部分钱是用来缴税的，因此被学者称为“部分隐性”的税收。由于间接税已对税收转嫁作了当然性的预先设定，对于直接纳税人而言，因为税负能够转嫁他人而一己之悭囊纤毫未破，自然不会体察浃髓沦肌的税负痛苦，容易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对于税负最终承担者而言，因为其不是直接的纳税人，在税负转嫁具有一定隐蔽性的条件下浑不在意，同样也容易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而直接税具有的现代意义上的“属人税”特性，因其不能转嫁税负的特性，税负痛苦会直接传递到纳税人身上，容易令作为直接纳税人的税负承担者产生悲观的财政幻觉，较之间接税更能凸显纳税人明确的主体地位和强烈税痛感，进而有助于提升其财政民主观念，激发其国家主人意识，更积极和主动地维护自我权利乃至参与公共财政的民主决策和监督，“更加关注税款的合法性来源和税款的去处，这将有助于民主宪政制度的扎根”。
如今，发达国家采用的都是以直接税为主，在税收体系中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系。即使处于辅助地位的间接税也因公开透明而使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纳税。消费者到商场、超市买东西，收款机打出的凭单上也会清楚地单独列明所购商品价格中税款的数额。正是由于税收的高度透明，公民即使对间接税的“税感受”亦颇为强烈，以至于1996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从次年4月起将原来3%的消费税率提高到5%时，招致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美国，但凡购买货物的消费者都会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纳税人。生活中可以说没有一项支出不要纳税，用“税多如牛毛”来形容亦不为过。而且纳税人所缴之税大多还是价外税，价是价，税是税，界限斩然。职是之故，纳税人对自己每一笔开销所支付的具体税额都一清二楚，明了于心。
如今美国的税收以联邦税为主体，约占总税收的70％，州和地方税约占总税收的30％。而美国的联邦税收则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和公司所得税为主，其中个人所得税约占一半、社会保障税约占30％、公司所得税约占10％。美国的州税和地方税则以财产税、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三者之和占75％～80％。其中销售税由消费者直接负担的，考虑到财产税也由个人直接交纳，则美国的税基本上均系个人直接负担交纳。个人所得税作为美国的重要税种，从税收角度将宪法中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彰明较着地具体化。公民通过缴纳个人所得税而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国家权力机关则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以满足公民需要。美国的税制结构和格局使纳税人认为，他们才是国家的真正的主人。这也是美国纳税人在财政民主条件下能够将税负痛苦转化为行使公共权利的精神动力、参政议政意识强烈的原因所在。
相对于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我国以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依寄于增值税之类的间接税。一些专家认为，在我国，由于起征点偏低，纳税项目偏多，征税方式不合理，征税成本偏高，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居民个人除了极少的场合和在间接税的转嫁过程中充当负税人之外，基本上是不直接负有个人所得税之外的纳税义务的。这种向间接税一边倒、基本上由企业“独挑”税收负担的失衡状态，与国际上的通行税制结构格局迥然相异，意味着我国税收与居民个人之间的对接渠道既极其狭窄，又只能触及收入流量，对政府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调节包括收入流量和财产存量在内的贫富差距而言，绝对属于小马拉大车，心有余而力不足。在2011年个税起征点调整之前，纳税面大概是28%。如果将调整免征基数到3000元，在所有纳税对象当中只有区区12%的人纳税。然而，12%的这部分人也怨言啧啧，83%的网民表示反对这3000元的起征点。财税应该有利于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应该扩大缴税的人群范围，逐渐从“少数人纳税”的税种向“大众税”转变，让普通一班人都量能而税，虽机括甚微，但所关匪细。如果一味提高个税起征点，将导致缴纳个税的人口比重过低，削弱人们对社会、国家的认同，不利于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助长只顾自己“安居乐业”的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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