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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容在金銮殿上请战，秦牧不置可否。并转开题，与大臣们商议起内政民生问题来；
荆部尚书白铁提议，尽快修《大秦律》，得到了秦牧的肯定。
之前大秦基本是在沿用明朝的律法，有关于明朝的律法，秦牧做会昌知县时看过一些，基中的律令条款，多数是明初洪武朝修订的，后来嘉靖等朝又作过几次补充。
但总的来说，大明律充斥着朱元璋的小农意识，有些条文已经很不合时宜，比如商人不得着锦，甚至明文规定‘可以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等等。
这些律令对商人带有严重的歧视，或者说分明就是把商人当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逼得商人纷纷采取了‘附籍’的方法。
小商人或者“变易姓名”或者“冒合匠户”，或其他职业户，如投充军户中的校尉、力士等，以此来逃避商人身份。
而更多的富商则是买田置地，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一口咬定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是收地租，不承认自己是商人：我家有田有地，我是地主，不是商人啊。再拿些银两打点，如此一来，大商人摇身变为在户部黄册上的良民。
尽管上在政策，下在对策，但“商人”的身份随时可能被逮捕，经商实际上成了一个见不得光的职业。
这对工商业的发展极为不利，要想推动工业革命，首先就要消除这些歧视性法律条文。
大明律中还将全国户口分为民、军、匠、灶等籍。要说明的是，明朝的军籍，并不单指现役军人，而是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子孙后代，一但你成了军籍，那么你家世世代代都是军籍，不得变更。并规定‘娼、优、隶、卒’这些贱籍之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
这些条文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秦牧知道，要想一下子抹平所有的等级，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时代的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这一套伦理来维持。
如果一下子取消所有的尊卑等级，一定会遭到社会上强烈的反对，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
但秦牧又深知，人为的划分这些等级，是一种极为不公平的现象，同样会导致很多隐患，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所以，有必要慢慢减少这些人为的划分，秦牧决定取消明代的民、军、匠、灶等户籍划分。
不过他不会立即在金銮殿上，宣布取消这些户籍划分，有些事情你去做就是了，没必要在做之前就弄得天下皆知。
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既便在后世，也没有多少人精通，在这个时代就精通律法的人就更少了，甚至官员判案时，还得请专业的师爷查看法律条文的也不鲜见。
正所谓温水煮青蛙，当以后人们慢慢发现，大秦律中对民、军、匠、灶等户籍没有详细划分时，官员也没有此类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各个行业的人员自由流动、变更职业时，或是将就下去，可是慢慢适应这个转变，毕竟到那时要重修《大秦律》，谈何容易。
编修《大秦律》的事情，秦牧便交给了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三法司来共同完成，等初稿出来之后，秦牧是一定要亲自审校一番的。
接着又商议了一些民政，以及来年春耕的工作安排，早朝结束。
秦牧回廷与杨芷用过午膳后，立即把内阁辅臣，六部尚书、五军大都督，以及一些重要的大臣一起召到华盖殿。
众人施礼落坐，宫女照例沏上茶来。
秦牧才说道：“诸位大臣，户部无粮，而两广以及云南再拖下去又甚为不妥。今日把诸位大臣召来，主要便是要商议此事，诸位有何建议，便请畅所欲言吧。”
大坐的大臣中，武将没有一个超过四十岁的，包括五军大都督在内，全都是二十多到三十多岁。文官方面，则多为四到五十岁。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年轻，富有活力而又不失稳重的中枢决策层，进取心很强。
后军大都督李定国首先说道：“陛下，虽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然孙子兵法亦有云：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军食可足也！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今大秦仓储缺粮，臣以为要取两广，可采取速战速决，因粮于敌的战略。且在臣看来，两广因地势所限，大军往往难以展开，是以讨伐两广，兵贵精而不贵多，如此就粮于敌之策也易于施行。若能如此，便是太仓无粮，亦大有可为。”
李定国虽是“民军”出身，但治军有方，熟知兵法，颇在儒将之风。
以前的民军四处流动作战，没有后勤补给基地。“就粮于敌”这一招，是他们惯常使用的办法，早已运用得娴熟无比，在他们看来，没有后勤补给，不代表这仗就没法打。
内阁大学士路振飞说道：“陛下，自古以来，因粮于敌，往往伴随着暴力掠夺和血腥屠杀。在占领敌方府库、粮仓之后，可以给军队保障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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