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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立国，强调自己继承的是始皇帝的法统。那么，你是不是也要继承法家治国的思想呢？
这其实是才黄道周要问的。
经筵上所有的人，无不屏气凝神等着秦牧的回答。
就连置身物外的柳如是，也不禁暗暗替秦牧捏了一把汗，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轻则可能让大臣们离心离德，重则有可能引发天下乱象。
秦牧端起茶，轻呷了一口，徐徐说道：“朕自幼苦读四书五经，对商鞅学说涉猎不深，正好今日贤达皆在，有谁可为朕讲解，何以商鞅之法能使秦凌驾于六国之上？”
秦牧这个回答有些微妙，乍听之时，让人放下心来。可听到最后，又立即让人心纠紧。
“陛下，商鞅之严刑酷法，实乃取亡之道，陛下不闻也罢。”黄道周很干脆地答道，“德教者，方为人君所应长任也，倡德政、行仁治，方为立国之本也！”
“黄编修所言甚是，朕当众善如流也！”秦牧态度谦虚，语出至诚，很让黄道周等人欣慰。
但最秦牧还是不忘问起最初的那个问题：“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可算德政仁治？黄学士可否为朕解惑？”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足以令黄道周这些大儒撞墙的问题上。原先你们可没答朕，没办法，只能再问了。
华夏历史上，两个最为人称道的盛世，都是以道家无为而治获得，那么一味的独尊儒术，提倡德政仁治，岂不是说不过去？
当然，作为儒学大师，黄道周也绝对不会就这么被问倒；
他略作沉吟之后，长身一揖答道：“陛下，汉初文景之治，用黄老之术，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诚然不假；
然文景一味施行无为之治，不重君臣纲理伦常，不行仁德教化，终至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文景数十年治理之功，毁于一旦，此前车之鉴，陛下当慎以为诫也！”
黄道周这番话，让在场的大臣们频频点点，就是秦牧也表示了认可。
细想来，秦用法家，使秦之国力凌驾于六国之上，最终扫平了天下，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家的严刑酷法也终至强大的秦国迅速灭亡。
汉初汲取了秦朝亡国的教训，反其道而行，施行无为之治，使国家迅速恢复生机，繁荣富强起来。
但文景一味强调无为而治，对于地方诸侯王纵容迁就，造成他们的势力恶性澎涨，最终引发声势浩大的七王之乱。
这些事让人汉朝统治者觉得，靠法家治国行不通，靠道家治国也行不通。
因此，汉朝的统治者才不得不引入儒家，以儒家尊王攘夷，强调君臣父子纲理伦常的思想来加强统治。
道家其实也有仁、德的思想，道家的儒家的区别实际上在于“无为”和“有为”这两个概念上。
倒底是“无为”好，还是“有为”好，即便是社会主流已推崇独尊儒术，但有关这个争论却从未休止过。
还有就是法家与儒家的争论，其实也一直没有停止。
统治者一味强调仁义道德，谴责先秦的严刑酷法是亡国之道，但在实际治国中，光靠儒家的仁义道德又行不通，必须依靠于法家的法制来治理。
从西汉之后，儒家的确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历朝的统治中，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是秦王朝时期的起指导作用的法家思想。
于是形成了“儒表法里”的思想形态，即讲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
儒家思想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宣传用的，法家才是起实际治理作用的。
法家的主导地位是在秦朝创立和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专制体制的初创时期，纠纠老秦也比较憨厚实在，还不大懂得用美丽的词藻掩盖专制的本质，让法治严酷的一面全部袒露在阳光下，让百姓看得心惊胆战。
经过一次次惨痛的教训后，到西汉时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妙处。
所以，讲儒家，讲仁政，讲王道；而行法家，行专政，行霸道。
这外儒内法的套路一直为各朝所奉行，这些秦牧是知道的。包括后世西方的所谓的民主，也是披着民主的外衣，行法治之道。
但现在的问题是，对儒家的偏重过度了，特别是朱程理学的思想，已经禁锢了人的本性，儒的弊已远远大于利。
一方面，秦牧希望通过儒家来集权，加强自己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他又想去除儒家“虚伪，务虚”的一面，让社会上少些“嘴上千言，胸无一策”的虚伪文人。把整个社会向重实践、事实求是的唯物主义方向引导。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其分寸着实不好拿捏。
所以他今天确实是怀请求教的心思，希望在经筵上，听听各派思想精英的辩论，好根据各家之言，梳理、整合出一个切合当下实际情况的治国思想体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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