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审视着顾为经，一言不发。
有一条长梯存在……史诗里通向天穹的巴别塔没有被真正的建成，但在欧洲的古典艺术世界里，在艺术史几百年的长河中，那座高塔始终始终，就在那里。
一直都在。
长梯链接着高塔，高塔又直入云端。
至于云端到底是哪里？这大约取决于时代，在亨利四世站在雪夜中的那个晚上，它位于罗马，位于教皇国。在亨利四世带着他的德意志骑兵们卷土而来的时候，它依然位于罗马，不过，却位于他的宝剑之上。再到后来，在亨利四世逃往列日，教皇格利高利七世客死的萨莱诺的年代里，有那么短暂的一会儿，也许顶部的居民变成西西里的那伙诺曼人？
谁说的准呢。
就这样，这条长绳之梯的终点有些时候连接着罗马，有些时候通向巴黎，有些时候，高塔的尽头是圣彼得广场对面的梵蒂冈宫。
有些时候，则是美泉宫、凡尔塞宫或者无忧宫。
最顶层和次高层的居民们随着欧洲大陆上的风云不断的调换。
紧跟其后的名字们却相对稳固。
美第奇、瓦卢瓦、斯福扎尔，博尔吉亚，热内亚的多利亚，巴伐利亚以及慕尼黑的维特尔斯·巴赫……当然，还有格利兹的伊莲娜家族。
在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里，谦逊一点的说，伊莲娜家族实际上应该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上。
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机相对较晚，不像美第奇或者瓦卢瓦那样成为过达芬奇的赞助人，也不曾有机会提拔过提香，更没有机遇，像博尔吉亚那样，以西班牙裔而非意大利裔的身份，登上过高塔的最顶层，在英诺森之后，坐过罗马的那张宝座，戴上过象征巨大的财富、职责与威权的三重冠，让长梯的顶点系于自己的指尖。
可他们始终就在那里，在云天相接之处，悠闲的拨弄着长绳，看着有下层的人爬上来，有上层的人掉下去。
一住就是六个一百年。
再往下，高空中的住户则是各地的大小领主与勋爵，他们根据爵位的高低，和皇室关系的远近，在宫庭里的职位大小，从高到低挑好了自己的坐位，对了，大小教士们也住在这些层里。
然后开始是富人，那些大小富商，从北美橡胶园主到佛罗伦萨的地产商……以及所有能出的起钱邀请自己作画的中产市民。
再往后。
普通的小市民们一起站在凡尘间的泥泞里。
他们看着那座高塔，以及塔外悬挂着的绳梯。
会有那么几百年时间，整个欧洲的艺术史，甚至说，整个欧洲的文艺史，都仿佛是一场抓着长绳争先恐后的攀登高塔的游戏。
能找到赞助人的比找不到赞助人的牛逼。
找到高层赞助人的比找到低层赞助人的牛逼。
能给哪里的男爵夫人画肖像的，肯定比给哪个开小染料作坊的商人画肖像的牛逼，而他们加起来，又远远不如达芬奇或者提香这种，能跑去给教庭画天使的牛皮。
这是一条互相鄙视的长梯，人们踩着下面的人，望着上面的人。
所以。
整个欧洲文艺史上最经典的故事模版就诞生了——“冲冲冲，不要怂，从梯子翻进夫人的窗户里去！”于连同学撕心裂肺的呐喊道。
最牛皮，最成功，最让同行们想要把你的名字绣在袜子上天天踩你以聊表对你的羡慕嫉妒恨之情的肯定是能摇身一变。
自己做住户，自己做买方。
靠婚姻和爱情改变社会阶级，这事听上去有点软，有点Low。
然而《红与黑》里于连几次翻跃窗户靠勾搭市长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实现阶级跃迁的行为，就仿佛是对整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诙谐的隐喻。
绳子有断裂的风险，有抓不住的风险。
在这场爬绳游戏里，只有谁真正的跳进窗户，才能一劳永逸。
华伦夫人与卢梭，弗朗西斯科·戈雅和阿尔巴公爵夫人，着名的伏尔泰和夏特莱侯爵夫人，当然还有来自沙俄的芭蕾舞者，马厩农奴的女儿出身，十六岁时被父亲许配给他人，却在出嫁前的一夜被领主看中，靠着《天鹅湖》，最终自己竟然成为了侯爵夫人……这些故事当然可能包含着勇气，真爱，打破市俗规则的努力。
也可能包含着痛苦与抉择。
甚至，没准没准……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心思的存在，甚至搞不好在幸福的背后，也同时包含着艺术史的那些残酷……也许是残忍的阴暗面。
谁能说的清楚呢？
又有多少人，真真正正的收获了幸福呢？
但无疑，这些全部都成为艺术史上最经典的一页。
它成为一种艺术史上经久不衰的叙述逻辑模板。那些巴黎的舞会沙龙里，穿着裁缝缝纫的定制西装，把自己捯饬的酷酷的文艺青年们，大概不会缺少有想要勾搭贵族小姐姐的心思的人。
对此，大文豪巴尔扎克始终对自己保持诚实，他很清醒。
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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