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的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大象。大象因为办案到北京公干，特地来与我相聚。
婷婷、小于和我在别墅接待了他。
酒过三巡，大象说起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的确在许多方面，比当时的我们优秀许多。比如知识面广、信息灵通、办事不拘泥于套路。但是，唯独缺乏的是吃苦精神。我们警局就有不少这样的高材生，论能力和知识水平，那是没得说。一旦进入办案瓶颈，往往退缩。这点真不如我们这些老同志。”
我打趣地说道：“独生子女造就的一代，鲜有吃苦精神。我们可是经历过抗大小学，7岁就自己搬桌椅上学。”
婷婷好奇地问道：“儿童小桌椅吗？”
我摇了摇头：“大学生用的实木桌椅，一套足有60斤，我那时刚过1米，扛起来走1公里。”
小于问道：“只听说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盛京的抗大小学是怎么回事？”
大象微笑道：“你们张总为此特意写过一个小文，就是记叙抗大小学，你们有兴趣让他讲讲。”
婷婷兴奋地说道：“我怎么也不知道？老公，就讲讲呗！”
我迅速陷入了沉思，年过五十后，我不自觉地愿意回忆过去，过去的故事，哪怕过了四十多年，依然恍若隔日。
1972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一件大事：可能是为了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全国中小学在校生集体“蹲班”半年。无奈，我的一年级还得再读半年，大我五岁的姐姐当然也不例外。
至于抗大小学，也可能是盛京独有的产物。
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产生了大饥荒，据说饿死数以千万计的普通百姓，人口出生率也锐减。
进入1963年，随着“饥荒”的缓解和结束，人口出生率“报复性”增长。“三年大饥荒”新生儿人口总数仅为3986万，而随后的1963、1964、1965年三年新生人口总数为8334万，较“三年大饥荒”暴增4348万，增长率109%。
1966年进入文化大革命，百业凋零，全国经济大倒退，国库捉襟见肘，原有的教育资源，已经满足不了入学新生的暴增需求。党中央推出企事业单位自行办学的要求，且国家不拨付1分钱。
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连开资都困难，根本不具备自行办学的条件。而作为“共和国长子”（亦称“共和国提款机”）的盛京，尚有少许家底。于是盛京市委号召大型厂矿和事业单位，发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建校精神，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创办低年级学校。于是，在盛京就诞生了新中国的“奇葩”新生事物——抗大小学。
东工抗大的创立适逢我到入学年龄的1971年，本人荣幸地成为“抗大小学”的首批学员。
开学第一天，1971年的3月1日，残雪犹存，道路依然覆盖着冰雪。我和一群同龄人到“学校”报到。
从家到学校步行约半个小时，走到五宿舍尽头，看到一个快坍塌的大门，左侧门柱上树立一个旧牌匾，牌匾的背面翻了过来，用红色粉笔书写着“东工抗大小学”。
进入校区，看到的所谓“校舍”，就是废弃多年的实验室，一大溜简陋的一层砖瓦房，几乎没有一扇窗户拥有完整的玻璃，好在窗户上面刚刚覆盖了薄薄一层塑料布。屋内没有暖气设施，偌大的教室，估计仅靠一个小煤炉取暖。新旧程度不同的烟筒，歪歪斜斜伸出窗外，不情愿地冒着缕缕黑烟，以此唯一的尚带点儿活气的“隆重”仪式，欢迎着我们这些7岁的一年级“小豆包”。
班级人员是按照所在居住区即“X湖里”分配的。一年一班是住在迎湖里的，一年二班是带湖里的，三班是林湖里的，四班是望湖里和六宿舍的外加科南宿舍的，五班是滨湖里的，每班约40-50人。
我和大象好不容易找到门上的粉笔字“一年二班”，推门进去，全是熟人儿，小伙伴们彼此嘻嘻哈哈打着招呼，形成了嗡嗡不止的高分贝噪声。
仔细端详教室，破烂不堪的红砖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讲坛是木制包装托盘，讲桌是一张破烂不堪的小课桌，黑板仿佛是新的，仔细辨认原来是由两张A0图版拼装吊挂组合而成，图版面上的黑色居然是未干的墨汁。
这条件别说和望湖路小学，就是与东工幼儿园相比，也是差出十万八千里。
耿直的大象突然大声冒了一句：“是不是走错教室啦？这里怎么没有课桌椅啊？”
大象的话音未落，教室门吱嘎开了一扇，钻进一位成年小男生。
此人相貌平平，身高仅有1.6米左右，身穿一套不戴领章帽徽的崭新军装，腰扎武装带，脚踏黄胶鞋，好不威风。
黄军装一瘸一拐地走上讲台，大声喝道：“肃静！按大小个儿排成两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
早已在幼儿园接受过队列训练的我们，很熟练地排好队型，因为在幼儿园都是一个班的小朋友，绝大部分次序与原来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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