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9年二月二十五日，黄潜善、汪伯彦两宰相下台。三月二日，赵构提升朱胜非为宰相。朱胜非原来在平江府节制军马，升任宰相后，立即赶赴杭州，留副手张浚在平江府主持军事。
三月三日，赵构又提拔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没想到，赵构的这个任命，引起了公愤。前文介绍过，枢密使是大宋的朝廷大员，一般位列宰相之下，副宰相之上，没有任命枢密使的情况下，“知枢密院事”为枢密院正职，“签书枢密院事”为副职，那么“同签书枢密院事”便是助理性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助理。
此前，赵构从扬州过长江，王渊总管渡船，刘光世面见赵构，哭着道：“王渊管理渡船不公平，我的部下几万人，一直不能顺利过江！”
赵构召来王渊询问，王渊不能辩白，将手下部将皇甫佐斩首，用以推卸责任。当时朱胜非还是尚书右丞，快马加鞭赶到江边，王渊这才开始认真筹划众军渡江，但是已经造成军心动荡！
更让诸将不平的是，王渊利用职务之便，从扬州装载十多船财物到杭州，军士都相互传言道：“船里装载的，都是王渊利用平定盗贼陈通的名义，抢劫富民的家财！”
凭心而论，这纯属是谣言。尽管王渊缺点很多，但是他轻财好义，并不是一位喜欢敛财的主儿。那么这些财物的主人是谁？很有可能是赵构身边大宦官康履、蓝珪等人所有。王渊和宦官康履等关系密切，在镇江，王渊能够一语中的，首先提出请赵构幸杭州，实际就是康履等向王渊传递了赵构的真实想法。
而康履作威作福，欺凌武将，掠夺民财，纵惯横暴，许多将军对他敢怒不敢言！
王渊的“同签书枢密院事”诏令一下，“扈从统制”苗傅心里最不平衡！赵构在杭州时，身边的大将如韩世忠、刘光世、张浚、杨沂中等都在外面驻守，扈从只有苗傅、刘正彦。
苗傅自负宿将，屡立战功，但只是一个“扈从统制”，只相当于中央警卫团长。而王渊因为交结内侍，所以身居要职，苗傅一想到这个差距，心里就隐隐作痛，哇凉哇凉！
“扈从副统制”刘正彦，是原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的儿子，王渊本是刘法的部将，刘法战死后，王渊推荐过刘正彦为官，两人关系原来很融洽，可是后来刘正彦觉得王渊没有真心实意地罩着他，两人渐渐产生矛盾，最后，刘正彦也对王渊非常不满。
“中央警卫团”老大苗傅、老二刘正彦都对王渊不满，王渊一条腿就踏进了棺材板里了。
“中央警卫团”人心浮动之时，内侍康履、蓝珪仍不警醒，还在凌辱护卫军将，他们在钱塘江观海潮，命护军到江边搭建帐篷，警戒安全。
苗傅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他们致使天子颠沛流离到这里，还敢如此大胆？”因此他们对王渊的怨恨，逐渐扩散到赵构身边的内侍身上。
中大夫王世修是苗傅的密友，将苗傅痛恨康履、蓝珪等内侍的话告诉了刘正彦，刘正彦直接建议道：“我们一起杀了他们！”
三月四日，苗傅、刘正彦、王世修以及他们部将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人密谋，先杀王渊，再杀宦官。
王钧甫等都是燕山人，所率的军士号“赤心军”，不属于赵构的嫡系部队。
苗傅、刘正彦等人还用黄卷制作了“生死盟书”。
苗刘等人布置停当后，又向王渊谎称杭州临安县有叛乱，以此为借口调动杭州城里的御营部队。本来王渊在平江驻防，只是接到晋升签书枢密院事的诏令，才到杭州来面圣谢恩的，王渊是御营都统制，调动部队需要他的批准。
好巧不巧，康履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获得了苗、刘等人阴谋作乱的“生死盟书”，文书上有很多“赤心军”将官的签字，末尾有“统制官田押”和“统制官金押”。显然，签字时，苗傅、刘正彦两人藏了心眼，“田”是“苗”的简写，“金”是“刘（刘）”的简写。
康履问身边亲信：“这是什么意思？”
亲信端详一阵道：“恐怕是军中有叛乱，这就是信号，跟从的人将名字写在后面。'田'是苗傅，'金'是刘正彦。”这位亲信判断力不一般。
康履立即进宫秘报赵构，赵构要康履到政事堂找宰相朱胜非，命朱胜非召王渊做好防备。朱胜非问康履：“你知道他们的具体阴谋么？”
康履道：“大略知道。”
朱胜非立即召来王渊，向他通告可能发生的危险，要他尽力预防。王渊大大咧咧，仅安排一位部将带领五百军马埋伏在杭州天竺寺，打算找机会将苗傅、刘正彦宰了。熟料，自己却先断送了性命。
宰相朱胜非在获得消息的前提下，仍然未能有效制止苗傅、刘正彦的叛乱，尽管在苗、刘叛乱后的表现可圈可点，平叛后，只能引咎辞去宰相职位。
作为城中警卫部队的一二把手，苗傅、刘正彦很快获悉王渊部队动向，苗傅命王世修率军埋伏在王渊退朝的必经之路——城北桥下，让王钧甫等率军围住天竺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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