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超是桓温安插在朝廷里的主要人物，主要是帮助桓温稳定朝政、监视皇帝与王公大臣，这一点朝堂上下人尽皆知，虽然郗超在朝堂上嚣张跋扈，对任何人都颐指气使，但是鉴于桓温的实力，所以大家也都只能忍气吞声。
其实在穆帝刚刚亲政、郗超刚刚当上中书侍郎的时候，事情还没有这么严重，穆帝虽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是辅政的司马昱却是老江湖了，他时刻提醒穆帝要隐忍；再加上上次穆帝公开的下诏训斥桓温而引发的军事危机，也让穆帝稍稍成熟了许多，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是能忍则忍，当然，在忍的同时也一直在培育自己的实力，丰满自己的羽翼，之前被桓温打压下去了颖川瘐氏、陈郡殷氏的残余势力也在这个时候聚焦在了穆帝身边。
其实在桓温的打压下，颖川瘐氏和陈郡殷氏的残余势力一直抬不起头来，这两大家族里面最大的官职也就是太宰长史庾倩，太宰本就是一个虚官，多用以安置元老勋旧大臣，名义尊荣，实无任何职权，那太宰长史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尽管这帮人没什么实权，但是架不住天天在天子身边咬耳朵根子，再加上随着桓温在军事上的成功，在中原地区打的前燕军队节节败退，最终将劲敌前燕赶到了黄河北岸，这可是自晋室东渡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胜利，桓温的声望也达到了顶点，作为桓温朝廷代言人的郗超自然也是水涨船长，在朝中自然也更加的嚣张跋扈，不但公然的藐视王蒙、王坦之、王彪之、谢安、谢尚等其他朝廷重臣，甚至连他的顶头上司司马昱都爱搭不理的，在路上碰见了居然都不主动请安，还好司马昱脾气好，不跟他一般见识，若是别人的话，估计早就暴跳如雷了。
司马昱虽然忍了，但是穆帝却忍不了，尤其是穆帝身边的那帮人忍不了，他们不断的在穆帝耳边煽风点火，什么“郗超目无伦理纲常，藐视丞相就是藐视陛下”、“此贼不除，国将恐无宁日”、“陛下英明神武，怎可容忍国贼祸乱朝纲，将来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
穆帝每天被这帮愤青包围，难免也会成为愤青，而恰在此时，郗超在处理一件公文之时犯了一个小错误，因为桓温在与前燕作战当中节节胜利，作为桓温势力核心人物的郗超一时间得意忘形，在作表彰公文之时忘记了避晋景帝司马师的讳，在写“出师无往不胜”之时没有把“师”字改写成“帅”字，
而这被当时的太宰长史庾倩发现，于是便将此事上报给了太宰司马曦，司马曦又将此事上报给了穆帝，穆帝决定拿此事作文章，于是便以“身为朝廷重臣而不知避先帝名讳，不能胜任其职”为由，将郗超直接免官。
其实避讳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当时主要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社会的尊严，主要就是在说话或写文章时遇到含有君主、先贤、尊亲名字的字时，不能直接说出来或者写出来，除了表示尊重以外，也是为了避免其他人利用名字来隐晦进行人身攻击，冒犯先人。
这种规矩最早出现于周朝，在后来的历史中又不断被修改扩充，最终形成了一套完备可又严苛至不近人情地步的制度。
古代避讳主要分六种： 国讳、家讳、内讳、 圣讳、宪讳和个人讳，其中国讳避讳等级最高，举国上下包括皇帝都要遵守规则。本来国讳只指皇帝本人和其父祖名字，后来范围逐渐扩大，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都被纳入这种避讳的范畴。一般是对于已死君主七世以内者都必须避讳，司马师虽然生前没有当过皇帝，但是在死后被追认为景帝，而且未出七世，因此也需要避讳。
家讳又称私讳，指的是家族内部避父祖名的规矩。这实际上是国讳延伸至家庭的表现，一样象征着封建社会父权的伦理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把所有的“谈”字都去掉了，则是为了避其父的讳。
内讳又称妇讳，也是实行于家族内部，但不同的是家讳避的是父祖名讳，而内讳则是避母祖名讳。
圣讳是对封建社会推崇的圣贤的避讳，这种避讳的对象每个朝代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需要避的圣人就是老子、孔子、孟子等。
宪讳是因为古代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所以所谓宪讳就是避上司官员的名讳。比如西晋荆州刺史羊祜逝世后，荆州百姓感念其恩德，便自发避讳，一律将“户”改叫“门”。
个人讳一般来说都是官吏自己仗着权势而强行要求手下避讳，如果不避就要受惩罚。这种行为往往引得众人不满，官员强行要求避讳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权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北宋的时候有个州官叫做田登，强行要求治下百姓避其名讳，有一年元宵佳节的时候，因为要贴告示让老百姓出来观三天的花灯，但是“灯”通“登”，写灯的话就犯了田登的讳，没有办法，官员只要把“灯”改成了火，于是告示就写成了“本州依照惯例，放火三天”，百姓看了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有了这句千古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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