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捷春是福州侯官人，字肇复，号冶园，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
崇祯二年他官至四川右参政，负责镇守川南，在任期间剿抚并用，平定了天全六番中的高、杨两家引起的叛乱。
随后调任浙江按察使，却因为一些行动触动了浙江缙绅的利益，在大考核中被人借机发难，遭到贬谪。
等到崇祯十年，他才再次升任到四川按察副使的位置。
彼时，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流入四川，攻城掠地，川兵主力及精锐都被调去剿贼。
成都野心之辈趁机勾结贼兵，想要趁着邵捷春收纳难民在之际里应外合，夺取成都，却为邵捷春所识破。
擒下贼寇内应后，邵捷春招募青壮、启用旧将，守住了成都。
当时的四川巡抚因应对流贼不力被免官，傅宗龙就任巡抚之职，知道邵捷春军政皆能，遂举荐其为右参政、监军。
之后邵捷春随傅宗龙将流贼赶出四川，立下不少功劳。
待崇祯十二年，傅宗龙被调去北京执掌兵部，邵捷春便升任四川巡抚。
他也因此被视为傅宗龙党羽，卷入了之后杨嗣昌与傅宗龙等人的党争之中。
崇祯十三年，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流寇的计划失败，便将主要责任都甩锅到他头上。
彼时崇祯皇帝仍信重杨嗣昌，便不分青红皂地，派人将他押往北京问罪。
当然，因为上高路远、战乱阻隔，等邵捷春被押到北京时，已经是崇祯十四年下半年了。
彼时形势又有变化，杨嗣昌病死，甩给邵捷春的“罪名”也变得不确定起来，他便被崇祯关押在天牢之中。
有傅宗龙、孙传庭等人被崇祯打入天牢又重新起复的例子在先，虽身在天牢，邵捷春倒也没绝望——他此前宦海沉浮一二十年，不是没受过冤屈。
他相信只要行得正、坐得端，便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但他万万没想到形势变化竟如此之快。
他才在天牢呆了一年不到，原来被明军打得只剩十几骑的闯贼就壮大到朝廷难制的地步，乃至一举攻入了北京！
闯贼破北京后的混乱之际，他被人放了出来——他到底是曾经围剿李自成、张献忠等流贼的主要官员，不容于闯贼，他也不想投降闯贼，遂隐姓埋名藏在北京城中。
原本，依他个人的人脉、能力，即便是北京城破，也未必能出得了天牢；即便出了天牢，也为未必能在北京城中藏得住。
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全赖大崋讯风卫的帮助。
他以前跟大多数文官一样，对这种类似锦衣卫的天子亲军是厌恶乃至敌视的。但此番经历，却让他对这类特殊军队大大改观。
他觉得，此类特殊军队若用于对敌，而非对内，确实有很多作用，能为朝廷解决不少问题。
他口中的朝廷并非大明，而是大崋。
崇祯不分是非黑白，将他打入天牢；刘升却派人在他危难之际救了他；再兼大明国都被攻破、崇祯都自缢殉国，他改换门庭投效大崋自是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至于后来，他在闯贼弃守北京之际由讯风卫转移了出来，被送到南京修养，调理身体。
再之后便是入大崋政务院观政数月。
数日前，刘升召他一番奏对，便决定委任他为四川巡抚，这才算又有了用武之地···
“四川虽然富裕，但地方广大，也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卿此去还是当以招抚流民、恢复民生经济为要。
对于各地土司，只要不举兵造反，也需先以安抚为主，尤其是石砫土司。”
“微臣谨记。”
刘升与邵捷春已经聊过好几次了，对其人了解要比吕大器更多一些，所以这次奏对，考问较少，多是直接嘱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邵捷春此前两度在四川任职，军政皆能，对四川情况足够了解，甚至可能比刘升更了解，无需他嘱咐太多。
事实上，四川虽然广大，但政事上的问题却不如贵州复杂。
一则四川汉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土司虽然也不少，但都在边角位置，实力强大的没几家，其中石砫土司实力便算是很靠前的了。
二则，四川虽然屡遭兵乱，但底子厚，只要吏治稍微清明点，在财政方面就不会有多大困难。
至于说军事方面，大多由赫连岳等镇守四川的将领负责，基本不用邵捷春管。
比如对云南明军的防备与行动，对青藏固始汗势力的防备，对土司的军事震慑等等。
当然，对待土司不仅需要军威震慑，还需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安抚。
刘升专门提到石砫土司便是为此。
历史上，因为时局艰难，缺兵少粮，再加上石柱白杆兵因为多年征战青黄不接、战力下滑，即便以秦良玉之能，也在崇祯十三年、崇祯十六年先后败于张献忠之手。
其中有一次还是被李定国打败的，成就了李定国的威名。
这个时空，秦良玉虽然只败了一次，但崋军入川时的军势也非历史上的张献忠可比，更别说崋军还早做宣传，好名声都传到秦良玉耳朵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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