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时间来至万历45年年底。
朱常瀛回家两月，家事国事，难有清闲。
至十二月中，《瀛州官员任职制度》、增改《官员职务条例》、《议政会改制方案》、《行省制实施方案》，相继颁布实施。
行省制，前元创立，群官负责，圆署会议。也就是一个行省最高长官由多人组成，开会议事，政令联名签署方才生效。
大明继承，分设布政、提刑、都指挥三司并立，将权力进一步分化。
总之是对集权与分权进行调整，以图使中枢政令顺利实施，地方上又不能做大做强，自立山头。
一个行省，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一旦有变就足以危及中枢。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就是惨痛教训。
前元滚蛋，却不是行省制度的错。
太祖设三司并立，这是有鉴于元末群雄割据的惨痛教训。
但三司并立，没有绝对权威，则导致推诿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除了督促监督税收，所谓行省其实对民生事务没什么鸟用。
所以就有了巡抚总督这样的职位。
然而巡抚总督向中枢负责，三司也同样向中枢负责，这就形成了新的多头管理，权责不明。
原有内耗未曾去除，又添新的内耗。
耗着耗着，大明最后一点精血流干。
所以对于这次体制改革，朱老七极为重视。
从北疆归来一路上，就仔细研究这份长史府提出，议政会几经讨论得出的议案。
以朱老七看来，这份议案实际上是巡抚制度的弱化版本，以行省代表中枢督促协调地方施政。
核心要务有四，监督核查府县税收，统辖重大民生工程，抚恤赈灾、维护治安。
方案几千字，其本质就一点，要钱。
这个新成立的省级机构，经费从哪里来？
中枢没钱，财政支出总体入不敷出，常年依靠王府补贴。
地方有钱的也没有几个，南洋各地人口稀疏，交通不便，产业落后，一半的县一年收入还特酿不够开官员工资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瀛州做的事太多了。移民，建城、修路、治河，教育、医疗、治安......
瀛州本岛加澎湖县一年财政支出，比福建广东两省加起来还要多出两倍。
什么都不干，官员躺平混日子，当然省钱。
但瀛州的官僚体系不这样想。
因为朱老七打开了几扇新大门。对内征收消费税，财产税，出口税。对外征收关税。国有土地拍卖。
这么多税种，每一项王府都要吃掉一口。尤其关税与出口税，竟被王府拿走大头。
所以要斗争要反抗，要想尽办法从朱老七口袋里掏钱。
一个问题从不同方向理解会有不同结论。
如果以阶级属性来分析，那就是代表地主商人利益的官僚体系向他们的最高利益代表夺权。
当皇权被剥夺干净时，也就只是个符号，比如后世现代社会西欧各国的王室。
有的甚至连符号也不能保留，比如法兰西。
而如果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朱老七吃的确实太多了，省级行政机构财政来源确实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确实有许多人在推动，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但南洋各地人口增多，治理复杂程度加大是事实。
有了这个事实，那么提升行政效率，扩大地方自主权就非做不可。
虽然不愿意，但这个钱，朱老七必须要掏。
钱可以出，但朱常瀛对这份议案却非常不满。
要设立行省，首先要革新官员任职晋升标准。
早前，南洋尽是移民，官员尽从瀛州本岛调动。
但这么多年过去，移民已变为坐地户，变为坐地户就有了地方利益以及势力，也就是有了地方独特性。
这个时候，如果官员还是都从瀛州本岛调动，外官不了解本地情况，那又何谈治理呢？待好不容易熟悉情况，结果又特酿调任了。
这样的流官要不得。
而任用本地官为首长，则会导致割据分裂倾向，豪强一家独大。
中枢与地方，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如何分配利益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从后世也找不出正确答案，因为后世也没有分配明白。
返回屏东之后，朱常瀛数次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官僚体制改革。
争吵两个月，终于拿出一份朱老七勉强可以接受的议案。
《瀛州官员任职制度》
改制目的：系统性的梳理瀛州文官体系，扩大长史府自主性，增强地方治理能力，提升行政效率。
主要内容：
第一，明确长史府为瀛州最高行政机构。有预算提案权、人事建议权、一般性行政事务决策权。
第二，确立长史府编制。
长史一人，统筹全局。次史四人，分管中枢各部。设长史府秘书处，为长史府幕僚机构。
第三，明确长史府职责权限。
规定所列重大事项，召开御前会议，长史府票选，提交国王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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