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都是俺想做的。”
大辂里，对于朱高煦所说的话，朱棣倒是没有认为夸大其词。
两宋的三易回河和元末的战乱让北方农业经济一直处于残破状态。
别的不说，单说后世的两个农业大省，河南和河北来说。
河南在洪武年间的田亩数量才十四万顷，北平稍多也不过二十六万顷。
一顷为百亩，也就是说河南只有一千四百万亩，北平二千六百万亩。
按理来说，两省的耕地潜力哪怕无法达到后世的程度，也要恢复到北宋巅峰时期的八千万亩才对。
尽管这个八千万亩的数据是推算出来的，但即便按照纸面数据，也应该不少于四千三百万亩。
现在的问题在于，河南加北平二省人口连五百万都没有，能维持眼下的耕地规模已经十分不错。
所以，迁都北平开垦河北，移民河南开垦当地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想到这里，朱棣看着朱高煦：“你准备怎么移民？”
“对北平可以迁都，但对河南，只能强行迁移了。”朱高煦深吸一口气。
他确实想要天下百姓吃上饭，可一味的仁爱无法让百姓吃饱。
“直隶、浙江、江西，这一京二省人口迁徙多年，却依旧有三千万之数。”
“反观耕地数量，三省耕地也达到了一亿六千余万亩。”
“父亲您是看过百姓种地的，若是有牛马等牲畜，尚且能种十余亩，但若是没有牛马牲畜，便只能操持四五亩。”
“饶是如此，却也能让百姓劳累到力尽不知热的程度。”
“江南的迁移得继续坚持下去，不管是对西南还是中原，都得加大力度。”
“此外，还需要找准时机，对北边的蒙古人进行劫掠，劫掠大量牛羊马匹来帮助百姓提高生产效率。”
“别的地方不提，单单漠东的兀良哈若是能收复，那凭借当地的草原，以及兀良哈人的牧群，每年起码能为朝廷提供数万头耕牛挽马。”
“这数万头耕牛挽马丢到任何一处地方，都能取代十数万人力。”
朱高煦说着生产力的问题，朱棣闻言却眼前一亮：“畜力确实是一个问题，不管是民生还是行军打仗都需要。”
“俺这几日看了你爷爷弄的马政，不能说不好，只是见效太慢了。”
朱棣不止是天子，也是曾经的燕王，大明北边第一将领。
因此，他很清楚马匹和马政的重要性，心里也早就有了更改马政的想法。
军马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物资，历代王朝均非常重视军马的饲养和管理，故有“马政，国之重者”之说。
明朝的马政可谓是集前代的之大成，无论是官牧军牧民牧，官督民牧，户马法，丁马法，田马法，茶马法，市马法皆有涉猎。
其中以永乐年间是巅峰时期，不过具体它是怎么成为巅峰时期，朱高煦并不了解。
因此，朱高煦也很好奇朱棣会说出什么政策。
“俺和伱说……”朱棣眼见朱高煦感兴趣，立马就开始吐露他的腹稿。
简单来说，洪武年间马政从朱元璋在定都金陵之初，就已经开始，不过当时的马政范围只能存在于应天等六府二州，并且主要是让百姓牧马。
不过这六府二州皆为长江下游的农耕区，牧地狭窄，又无专业牧民，仅以农民兼营，其数量远不足以供军事之需甚明。
随着战事北移，直面装备精良的蒙元骑兵，朱元璋对战马的渴求更加迫切。
洪武四年，朱元璋设立了专职的机构以加强对马匹的蓄养。
岭北之战后，意识到军马不足的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紧筹措马匹。
首先是设太仆寺于滁州，统于兵部，后又增设了五个牧监，下辖九十八群。
同时，朱元璋又定下养马之法，令百姓共养马匹，并规定了养马的数量与孳息数。
到洪武二十八年，他又下旨令“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
不过这样的民间养马政策不仅拖累了百姓，而且困扰了朝廷。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开始扩充马政范围，分别于辽东、北平、山西、陕西、甘肃设立了行太仆寺。
太仆寺本身只管官牧，但是京城太仆寺可以在管理官牧之外，统管民牧。
说到底，各太仆寺和行太仆寺官牧主要为各卫所官军和军舍余丁养马，属于强加给兵卒的一项附加差。
屯军作为生产粮食的专业兵种来养马以抵消掉田税，这属于是变相的以政府津贴补助屯军养马，是太仆寺官牧的主体。
至于民牧则是太仆寺将马匹散发到民间马户牧养，有关这些散发出去给民间的马的相关事务则由太仆寺管理。
面对这样的局面，朱棣的想法是，设太仆寺于北京，而滁州旧有的太仆寺则是改为南京太仆寺，辖区仍是原来的六府二州，官马民牧区域尚维持在洪武年间的范围。
对于民牧，他重新制定了一套“计丁养马”的马政体系，整套体系就是把按“民户”分配养马的形式转变成了按“人口”数来养马的形式，同时对奖励条例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变成了“免一半田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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