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其实是在万历十三年在两淮盐运司首设商籍，说到底还是为大盐商们专门开立的户籍。
是明清时期为解决商人户籍与科举问题而设立的附籍制度，因商人长期异地经营导致原籍脱节，故创立并将其纳入户籍体系。
该制度允许盐商等商帮子弟在行商省分附籍，获得科举应试资格，通过特批府学名额实现“商而优则士“的阶层流动。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除了那些在老家有田产的商人外，大部分异地经商的商人子弟确实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于是，商人们为了家中子弟的教育和科举，不得不每年频繁奔波，在老家和自己经商的地方两头跑，打点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今年，魏广德计划先把吏科之事解决，将整个官府纳入朝廷管理之下，改革俸禄制度，待来年就尝试从户部分离出商税局。
然后，他就再提议，让各地商税局可以挂靠向他们缴纳商税商人的附籍，也就是商籍，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
也就是说，把商税征收和商籍挂钩，缴商税就可以入商籍。
这样，这些有钱的商人们就可以把孩子接到身边，花钱雇请名师指导功课以备科举考试。
别觉得商人子弟进入官场，会把大明官场搞的更加乌烟瘴气。
其实，商户子弟进入官场也不是稀奇事，身边的张四维就属于商户之家。
至于他家的地主身份，其实不过是掩饰，都是经商赚钱后才置办的产业。
魏广德还在脑海里盘算，旁边张居正就开口说道：“善贷的提议我觉得可行，这个事儿还不能等一条鞭法推行后再做，得早做打算。
我看，就从北直隶开始，把各地府县官衙里的职位都登记一遍，斟酌着进行调整增减，定下制度来。
诸公以为如何？”
张四维和申时行听后都是微微点头，纷纷表态支持。
“叔大兄，诸位，我看其实不必一省一省做这事儿。
可以完成清丈之事的省份，让他们尽快整理各府县官衙里职位报到吏部去。
至于纳入朝廷俸禄这事儿，暂时封锁消息，等朝廷定下章程来再统一下发命令。
想来一年内各省都该完成清丈之事，来年就可以把官府职位全部定下来。
到时候在核定各省一条鞭法税额后一并退出，等到那时候，再要求各省重编黄册，按照白册为准。
今年科举那些官员，都还在各部观政，我的意思都留下，除必要职缺安排人填补外，都留在各部办公。
到重编黄册时一边分派下去，汇同都察院一起监督。
另外，吏部也把这些年备案后没有分派的官员和举人都进行详细登记清查，到时候都安排下去做这个事儿。
说实话，我们挺幸运的，明后两年就该再次编制黄册，倒是省了不小的力气。”
魏广德没提国子监的监生，因为他们本就是编制黄册的主力，到时候肯定都要下去的。
至于发动这么多人，会不会有人于怨言。
那肯定是有的，不过做得好之后就可以在礼部拿到职缺，这就是明朝对他们贡献的奖励。
都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套路，分派下去差事儿，做好了论功行赏。
至于魏广德说明后两年朝廷就该再次大造黄册也不是假的，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二年完成了大明历史上第十五次黄册的编制。
之后在隆庆五年到六年高拱时期完成第十六次黄册编制，算起来十年一次的黄册，应该从明年开始再次编制。
“嗯，因为之前黄册多有不实，还有地方上豪强污吏作祟，此次清查重造黄册务必真实。
朝廷投入必须到位，凡不愿参与清查的官员、举人、国子监生一律开革，三代内不得科举。”
张居正掌过国子监，自然知道监生反对参加大造黄册的活动，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计，就算做好了有嘉奖，他们都不愿意参加。
说起来，大明的黄册，从设计上确实存在缺陷。
倒不是登记制度不对，而是工作安排上问题多多。
洪武年间大造黄册时，明太祖朱元璋安排了一千二百名国子监生在湖上搞审核。
可到景泰年间，参加审核的监生就减到八百人，到弘治年间减到二百人。
甚至到后面，朝廷连几千两的审核工本费也经常给不起，监生们对于承担这个的职务怨声载道。
所以，所谓的查册审核，多数就是走个过场了。
洪武之后造黄册，皇帝也只求造出来，不求内容，而且成本由地方上负责。
于是那不好意思，小册的纸张就变成劣等纸了，放不了几十年就碎了，抄写也不讲究了，毕竟广大的农村地区文化人不好找。
而在地方上，里长会同胥吏、官员按自己的需求填写，黑箱空间太大了，黄册成了腐败百变衍生的载体。
土地兼变，摊派徭役，那便成为明朝吏治最大的特色了。
于是到了明朝中后期，黄册实际上已经无用，从下到上都在糊弄，也难怪满清打进中原，居然找到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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