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惊魂记
我和梁子被死死绑在村口的大树上，本家一个爷爷辈的半老头，我们唤作七叔公的人，正小心翼翼往带倒钩的鞭子上擦一种味道很刺鼻的油膏——擦了打在身上才不会感染，毕竟这鞭子放了十几年没用过了。
鞭刑！如果不是即将被鞭打，我都很难相信世界上真有这种事。
异类——多么可怕的词，又是多么言简意赅。被打上这样一个标签，就会立刻失去一切——人格、尊严、话语权。
我和梁子是被骗回来的。三姑给我打的电话，她曾是我们家族里最得到我们这两个丫头敬重的长辈。她说，雁子，出大事了！你爹和捎弟她爹给打在苹果窖里了！人已经快没气了，就等着见你们最后一面！
我说：赶紧送医院啊！
三姑说：已经从医院抬回来了！人家说没治了！
我犹豫了，和梁子商量了一番，两人便赶了回来。心里有一半感觉是个骗局，可还是抵不过那一丝藕断丝连的亲情。
果然就是个骗局。一到村口，远远就看到我爹带着人横着一根扁担等在那里，我们赶紧让师傅倒车，不料梁子的爹已经带着人横着扁担堵在了车后。
七年没回过的小村，变化真大。有电灯了，也有了柏油路。可人还是一点没变。开始还很正常，几个能说上话的本家长辈陪着我们说话，可渐渐地就不堪入耳了。一个嘴尖的婶子问：都说你们两个女娃在外面一起睡觉，都睡到了报纸上，你们到底干了些啥？
梁子的脸色攸地黑了。
上次被这么围攻，还是她擅自改了名字。梁捎弟，改成了梁少迪——毕竟当了记者，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她妈那时候还在，哭天抢地：你个黑心的赔钱货，你就盼着“少弟”是吧？
梁子说：王香菊你早就绝经了吧？你这辈子再生不了孩子了！我的名字改不改，我这辈子都再没弟弟了！
那时候我跟她还在地下状态。她被她爹拿着扁担追，围观者甚众，我就偷偷伸腿把她爹绊倒了。
一语成谶。不久，王香菊一头栽倒在地里，再也没醒过来。不到一年，他爹就续了个小寡妇。又不到一年，她就真有了个弟弟。
所以，这次我们被骗回来，除了“扳一扳”我们的“毛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还要让梁子改名——不能“方”她的幼弟。
梁子性子很野，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姐姐，她从小被当成了男孩子教养——剪短发，说脏话。很小的时候，我就是她的小跟班。我叫她“梁哥哥”，王香菊对于我这种混淆性别的叫法儿很是鼓励，听到总要啧啧称赞。
十四岁的时候，梁子跟壮壮单挑，赢了，从此奠定了村里第一霸的地位。不过，这宝座她只坐了一年，十五岁我们去了镇上的四中，小村里就只留下了当年那一战的神话。
再回小村已经是三年后。我们双双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村里放了三天炮。那几天，再没人说什么女娃读书没用了。倒是有人怀疑跟我一起回来的到底是不是梁子——记忆里的假小子，矮胖的身段抽成了细长条，狗啃的短发也变成了齐腰的长发，只有脸盘还能依稀看出小时候的样子——母猪变貂蝉了！
梁子骂那质疑的人：滚回你们家圈里去！
这一骂，大家都笑了——是她，没错！
大家吃、喝、划拳，喝多了的在往猪圈里吐。没有人问我们这三年是怎么过的。三年前离开时，我们身上一共才有83块钱。除了三姑赞助的50块，剩下的33块是我们俩所有的积蓄。怎么过的？捡过食堂的垃圾吃，卖过废纸壳和饮料瓶，最后还是靠了汪老师。
有一次梁子问我：你恨汪老师吗？
我眼前就浮现出汪老师的样子——古板的西装裙，厚厚的眼镜片，一丝不苟的风纪扣。我说：不恨。
确实不恨。汪老师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她供我们吃、供我们穿，给我们交学费，让我们在她家里白白住了三年。她所要求的，不过就是时不时拍些照片——要脱几件衣服又怎么样呢，她甚至都没有碰过我们的身体。
坐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们的兜里还装着汪老师给的学费，两个人，四年的学费啊！肯定是她毕生的积蓄了。一个终生未婚的五十多岁的高中女教师，她这辈子能攒下多少钱，不用计算器就能算出来。
开始这钱我不想要，梁子说，拿着吧，她欠我们的。
我却觉得是我们欠她的。毕竟在她那小小的两居室里，我们认识了巴赫，认识了伦勃朗，认识了毛姆，见识了许许多多世界的美好。她把两朵开得毫无章法的山间野花侍弄成了庄园里的玫瑰，她是个好花匠。
我们上了同一所大学，梁子学了新闻，我学了外语。如今她已经是京城小有锋芒的记者了，我保了研，上半年刚交了论文。
名字被印在报纸上，这件事是谁的手笔，我们是有八九分肯定的。这几年梁子得罪过谁，那些同行相轻的事，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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