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指责是十年前二十年前出现，那周彦他们还真有可能会有麻烦，但现在已经是什么时候了？时代早就不一样了，国家电影正在大刀阔斧地做改革，周彦跟燕京制片厂的合作又算什么？
再说了，就周彦跟韩三坪的背景，不至于被这点小事情影响。
有人说他们在挖社会zy墙脚，但事实上，洪欣他们除了编制在燕京制片厂之外，一切费用都是工作室这边出的。
很多制片厂也想找个跟周彦一样的人来合作，毕竟他们能够在不影响主体框架的情况下轻装上阵，而且周彦还能给制片厂拉来投资。
虽然这些钱不是直接投给制片厂的，但是制片厂却是获利者。
譬如霍建起的这部新电影《歌手》，一毛钱不用燕京厂出，一卷胶片也不用燕京厂给，只需要燕京厂出点人就行，最后燕京厂不仅能赚钱，电影的片头还得印上他们厂的名字。
现如今各大制片厂自负盈亏，每个厂都在想方设法搞钱。
但是投资人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时代也不同了，早已不是从前电影厂高高在上的时候了，项目如果不好，没有人愿意投一毛钱。
其他厂也在寻求同类型合作者，有的也找到了类似的，只不过像周彦这样优质的，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也是因为找不到周彦这样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说，所以才会有那些酸言酸语。
《歌手》自筹拍以来，周彦就没有过问过，他对工作室的导演施行的都是放养政策。
除了在预算上给他们把把关之外，其他事情他向来很少过问，全靠导演们自己发挥。
霍建起他们这样的导演，不用周彦过问，电影也不会拍砸的，反而他问多了，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发挥。
不过今天既然碰到了，周彦也决定过去看看。
霍建起自然是在剪辑室的，一个好的导演，肯定要多跑剪辑，不能过于依赖剪辑师。
当然了，导演也不能过于相信自己，大部分时候，还是要吸取剪辑师的意见，因为导演在看自己的片子时，很容易陷入当局者迷的境地。
即便很多导演尝试着跳出来看，但这一点很难做到，毕竟人是情感动物，不是什么冰冷的机器，再理智的人，也依旧会带着感性的目光，甚至于说，理智本身，就是感性的一部分。
在剪辑这部分的工作上，国内跟好莱坞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相较而言，国内导演在剪辑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度要更高一点。
但是在好莱坞，只有少数部分导演才能拥有最终剪辑权，大部分的导演，都是要制片人以及剪辑师的。
之前华纳为了吸引周彦帮他们拍电影，就曾提出过，可以让周彦拥有更高的剪辑自由，这对一般的导演确实非常具有吸引力。
事实上，好莱坞有这样的规则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很多导演对剪辑的把控并不好，剪辑可不是说拿个剪刀就能干，它毕竟是个具有专业性的工作。
另外，确实很多导演会陷入自嗨，最终剪出来的东西只有导演自己能够看得懂，商业性大打折扣。
很多人观众迷信导演剪辑版，认为导演剪辑版更能够表现导演的艺术理念。
这也有一点道理，但事实上，很多导演剪辑版既没有商业性，也没有很好的表达出导演自己的想法，只是导演自己认为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已。
周彦认为，导演还是要懂一些剪辑，最最基本的，也要理解剪辑对于电影来说是什么东西。
很多导演把剪辑师当成工具人，认为剪辑师就是帮助自己表达的那把“剪刀”而已，这个想法非常不可取。
周彦拍了第一部短片之后，就花了大量的时间泡剪辑室，当年长安厂的剪辑室就跟周彦的家一样，他去剪辑室比在那里工作的人都要勤快。
霍建起也是好久没见到周彦了，此刻见周彦过来探班，他笑呵呵地迎上来，“周导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
“听说《歌手》已经在做后期了？挺快的嘛。”
“这还算快，都拍好几个月了，这要是再拍下去，我都不好意思了。”
相较于第一次见面，此时的霍建起容光焕发，不像之前那样总是满面愁容了，《赢家》的成功，让他信心大增，现如今他的导演之路也走上了正轨。
签在周彦的工作室，其他什么都不用他操心，每天只要想着如何把电影拍好就行，自然要比之前看着松快很多。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霓虹的歌手，工藤静香跟中森明菜。”
“你们好。”霍建起笑着打了声招呼。
其实工藤静香他是见过的，而且次数还不少，只不过一直没有正式地认识过。
“他们俩对电影的制作比较感兴趣，正好《歌手》在做，就带她们来看看。”
“正好，两位来了也给一些指导意见，毕竟这部电影名字叫歌手，讲的就是一个女歌手的故事，两位最有发言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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