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郑德才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还要通过足迹为犯罪分子“画像”，提供他们的年龄、体貌特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丰富的办案经验和高深的理论水平。但郑德才可是个中高手，他让三种足迹“说话”了。
“一号”，身高170－173厘米，年龄27岁左右，体态中等稍胖，走路姿势端正，行动利索；从鞋底印痕看，鞋九成新，是香港雅特路牌青年式单皮鞋，当地商场有售。
“二号”，身高172—175厘米，年龄二十六七岁，体态中等偏胖，走路姿势正常，该人身体素质应较好。
“三号”，身高171－177厘米，年龄约20－30岁，体态中等。
三名犯罪分子的年龄、体貌特征都渐渐显露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穿的鞋都是当地商场买的——这可以排除外地人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基本确定犯罪分子为本地人。而且中心现场的痕迹被他们用拖把清扫过，这说明他们具有反侦查能力，很可能是有过前科或负案在逃的人员。
“哼，这些家伙虽然狡猾，但想在我郑德才面前隐藏身份？门儿都没有！”郑德才得意地笑道，“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吧！”
在开封市公安局的刑警支队里，有一位照相室主任名叫于明，他可不是一般的照相师，而是专门负责勘查犯罪现场的轮胎印痕高手。这次，他来到了射击俱乐部大门外的人行道上，面对着六枚车轮印痕陷入了沉思。
“咦，这些轮印有点意思啊。”于明嘀咕着，开始仔细分类。很快，他就发现了三种不同的汽车轮胎印。第一种，显然是报案人的汽车；第二种，是南关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火速赶到的警车；而第三种，却有着特别的行走踪迹——在射击俱乐部门前有明显的倒车痕迹。
“嗯，这第三种轮印，肯定有问题。”于明心里暗想，“犯罪分子抢了保险柜，肯定得用交通工具运走。看这倒车痕迹，肯定是装货用的。”
于明瞪大了眼睛，盯着这轮胎印不放。他量了量轮胎间距，又量了量胎冠宽度，心里渐渐有了数：“看来不是大型汽车，应该是那种‘昌河’、‘松花江’或者‘长安’之类的微型面包汽车。”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于明还请来了交警支队的同志们，结果大家鉴定结果一致。接着，他又找来了一辆相同类型的微型面包车，装上几百公斤的东西，进行现场模拟试验。嘿，还真别说，这种车在负重情况下留下的轮胎印痕，和第三种轮印一模一样！
“哈哈，这下可找到线索了！”于明高兴得跳了起来，“犯罪分子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这种微型面包汽车！”
而在另一边，省公安厅刑科所的法医室主任王天平，正在射击俱乐部对死者进行解剖。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次的任务是务要查清死因、作案时间、作案工具等重要因素。
王天平先是从尸体表面开始检查。死者嘴里含着一块还没咀嚼的硬馒头，左颈部有几处锐器造成的轻伤，显然是凶手用刀等凶器威逼所致。更可怕的是，死者头上被钝器打击了两次，造成两处表皮挫裂伤，部分颅骨都暴露了出来。
王天平皱起了眉头，开始剥开头皮探查死因。他发现与表皮创伤对应部分，形成了两处颅骨凹陷和颁骨放射状骨折。但这些创伤并未伤及大脑和大血管，显然不是致命伤。那死因是什么呢？
他看了看现场，地上和被子上都有大量鲜血，估计有两千毫升之多。王天平心里一动：“难道是失血过多？”他赶紧检查死者的胃内，发现里面的馍外表湿润但里面还没泡透，吃下的炒莲菜也是成型的。
“看来死者是在进食过程中遭受了突然袭击。”王天平恍然大悟，“头部遭受钝器打击后昏死过去，没有及时得到救治，出血过多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于明和王天平的细致勘查和解剖工作，为破案提供了重要依据。接下来的日子里，开封市公安局的刑警们将沿着这些线索继续追踪犯罪分子，为死者讨回公道。
在繁华的都市中，隐藏着一家射击俱乐部，其经理王大卫是个头脑灵活的家伙。有一天，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陈忠敬老人的故事。
陈忠敬，大家都叫他陈老头，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家，没有家也没有子女。白天，他在一家幼儿园里挥舞着锅铲，为孩子们烹制美味；而到了晚上，他则成了射击俱乐部的守夜人。值班室里摆满了简单的炊具，老人就在这儿凑合着吃口热乎的（据说，那天值班室里的炊具里还留着没吃完的馍和炒莲菜）。
记得2月10日晚上19点，陈老头准时来值班。王大卫临走时关切地问：“你吃饭了吗？”老人摆摆手：“还没呢，等会儿再弄。”
谁料想，这一等，就再也没有了机会。从种种迹象看来，老人应该是在2月10日19点以后遭遇了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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