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备骑军的同时，我还对大宋邻国进行了战略分析，一边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先说辽国。虽然契丹人在蒙古高原民族中算是农耕天赋相对出色的，但契丹军队仍属于典型的游牧军队。如果我们一味相信《辽史》中浮夸的记载而不作任何辨析，自然会以为契丹人有五六十万骑兵，还有至少数万的精锐具装部队。但实际上，辽国的军队以契丹兵为主，“诸京统军司及寨幕契丹兵不过十五万”，由于部落制的残余，军人的武器装备是要自备的——“弓四，箭四百，长短枪、櫼欁、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抯一斗、抯袋、搭挷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甚至还要自备部分粮草。部落游牧民的财力自然远比不上隋唐府兵，则其装备究竟能达到什么水平就很可疑了。契丹军制“选兵为三等，骑射最精者给十分衣甲，处于后阵；其次给五分衣甲，处于中间；其下者不给衣甲，处于前行”，连盔甲齐全者都不多，而更加昂贵的马铠自然不必说。
耶律阿保机时代号称有三万大军，但实际上仅有1000-2000人，辽圣宗时代的宫卫军“五千六百余常卫戎主”，这是辽国主要的精锐部队。就冲击骑兵的武器而言，契丹人较喜欢可以用于破甲的骨朵，来对抗宋王朝的重步兵和铁骑，也有使用刀剑或短枪的，使长枪者极少，因长枪容易折断，大量生产的财政消费大。但这样的部队面对武器动辄比己方长一米以上的宋军重骑兵之“墙进而前”，枪山如海，难免显得力有未逮。这就正如同帕提亚帝国的重骑兵用集群冲锋将斯基泰人的猴版重骑兵打得惨败一样。
契丹人对付宋军，靠的还是庞大的马匹蓄藏量，纵深作战的军事思路，以及灵活的作战方式。“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扞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步骑车帐不循阡陌。三道将领各一人，率拦子马各万骑，支散游弈百十里外，更迭觇逻。及暮，以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御帐。自近及远，折木稍屈，为弓子铺，不设枪营堑栅之备。每军行，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馀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赍，散而复聚。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
辽国骑兵常常回避正面交锋，即便是冲击也充满试探性——“最先一队走马大噪，冲突敌阵。得利，则诸队齐进；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他们虽然能忍受寒冷饥渴，凭着韧性长期作战，却因为己方本族人口有限，不愿意承担伤亡。这样的军队如果遇上汉唐那样既有强力的精锐重骑兵，又能凭借庞大的轻骑兵部队与之抗衡周旋的军事强国，自然不是对手。但对上宋军，却能凭借庞大的骑兵数量优势，以数量压制质量，就如同内亚国家时常被蒙古高原的势力以马匹基数碾压一样。
再说西夏。处于贫瘠河西的西夏，早期只有一百万出头的人口，战兵辅兵之和却多达接近20万。而西夏又是有一定农耕属性的国家，并非纯游牧。那么其军队的简陋自然不必说。不过西北地区由于汉武帝时代开始就引进中亚优质马种蓄养，马种得到改良，要略优于东亚其他地区。西夏的战马既能驱驰平原，也能翻山越岭，耐力很强，还往往能忍受饥渴穿行沙漠之中。而西夏是由党项羌建立的，羌人从汉代起就具备擅长山地作战的特点。西夏名将嵬名察哥曾说——“国家(西夏)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遇神臂弓,步奚自溃”。显然，由于河西、银夏地区的贫瘠，马匹蓄藏量少于蒙古高原，西夏是有大量步兵的。由于西夏冶铁技术较发达，确实有一些优质步兵，但财力的限制则使得披挂精良盔甲的步兵比例不是很高。宁夏曾出土过唐制的西夏环首刀，显示出作为唐朝册封定难军节度使的后裔，他们的步兵一定程度上继承唐朝的风格。西夏重骑兵“铁鹞子”较多使用骑枪，冲锋能力强于辽国冲击骑兵，但由于财力局限，真正的铁鹞子数量是稀少的。
而宏观而言，西夏军队主体只有少数人能装备金属盔甲，大部分人只能使用动物毛皮制作的皮甲。由羌人李宏发明的神臂弓，也因西夏缺乏大规模生产列装的财力，反而被献给了大宋，成为宋军对抗西夏的利器。相应地，西夏骑兵绝大部分装备不佳，在正面对抗中很容易陷入不利，因此注重机动性，他们擅长侦察与骑射，比起一般游牧骑兵更长于伏击，策马奔腾穿行山险如履平地。
不过，少量的精锐铁鹞子如果能使用得当，仍然能在冲击时发挥出巨大威力，如1082年的永乐城之战，西夏铁鹞子渡河成功后，正面冲击宋军阵列使得宋军动摇。1119年的统安城之战，夏军以步兵和轻骑兵阻挡宋军主力，铁鹞子抄后登山夹击，使得宋军大溃，击杀2万西军，并杀死了西军名将刘法。在与宋军对抗的过程中，当宋王朝的战争机器大力运转起来之后，西夏军队便陷入被动，只能凭借山地与大漠的阻隔来分层次抗击宋军，寄希望于宋朝低效的后勤体系运转过久就自行崩溃，而事实也大多如此，才使得西夏与北宋得以周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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