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两个原因：一在于蒙古人对于机动性的追求，二在于蒙古人征战时往往需要自己负担装备，而大部分蒙古牧民负担不了太精良的装备。一般认为，蒙古骑兵大多使用铁质札甲或鳞甲，但事实上，皮革甲一直是蒙古甲胄的最主要的类型。在与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中，蒙古人也变得偏好轻便而相对坚固的布锦甲，由其衍生出的布面甲对后世明清影响巨大。就单兵而言，蒙古重骑兵从装备和战术上说，并不能超越金、宋、西夏及花剌子模、库曼的重骑兵，其骑兵装甲也一般更轻。但蒙古人可怕的马匹储备量，提供了惊人的机动性和骑兵数量，才是蒙古人得以急速扩张的关键。
一味强调蒙古人行军的急速是不科学的。以蒙古第二次西征为例，1235年西征开始，经过对四分五裂的库曼部族和罗斯公国的5年征战，1240年才攻克基辅。这是由于在长途行军的过程中，蒙古人不光需要携带大量马匹，还要驱赶着成群的牛羊行进，在路上往往不得不停下让牛羊休养繁衍。这种行军速度当然说不上快，甚至可以说慢如蜗牛，但是其续航能力却很强大，只要有草场就可以从容行动。几千年来，游牧民族都采用着这种迁徙方式。但是在短期内，蒙古骑兵也可以保持极快的行军速度。1241年，速不台指挥的蒙古军队只花了3天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多瑙河流域的格兰附近，行程180英里，沿途不但多崇山峻岭，大部分还有很深的积雪。无疑，这种急速行军难以补给，无法持续太久，但可以对敌人起到出其不意突然打击的效果。在面对蒙古人的神兵天降时，匈牙利人就不知所措，来不及做出充分的战争准备。
蒙古近战骑兵最常见的武器是马刀，他们使用劈砍流畅的弯刀较多，这是受到伊斯兰世界影响的结果。蒙古人的长枪比一般重骑兵所用的骑矛要短一些，铁颈上有一个或两个钩，即中国传统的单钩或双钩枪，适合将敌人从马上拖下后剥取武器盔甲。精锐蒙古武士也擅长使用骨朵一类的打击武器，它们对被征服者造成了严酷的心理震慑。
不过，按照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的说法：“马上惟利轻捷锋芒，他如斧、钺、锤、挝、大刀、钩镰之类，胆大艺精，能独马出入阵中者，间或有之，不可以教队兵，不可堂堂当大敌。”根据这种说法，使用长柄战锤作战的蒙古战士应当不会太多，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一般拥有良好的护甲，擅长近身格斗。
仍然是出自13世纪中期的一手史料《出使蒙古纪》——“如果能够避免的话，鞑靼人不喜欢进行肉搏战，而是用射箭来杀伤和杀死敌人的人和马，他们只是在敌人的人马为箭所伤，削弱了战斗力时，才向前迫近。”显然，机动性极高的骑射确实是蒙古人制敌的关键，而近战骑兵用于最后围杀敌人，其中训练精良的具装骑兵发挥重要的决定打击作用。
而在持矛冲击上，蒙古人就不是那么强悍了。宋军和金军重骑兵的强进冲锋都给蒙古人带来很大的威胁，而在西征时，装备不佳的波兰骑兵也能凭借“站立式夹枪冲锋”战术令蒙古人承受不小的压力。对此，蒙古人常常发挥强大的机动能力，以“假撤退”等战术牵扯对手阵型，不断试探寻找突破口来破局。
显然，要改变数百年来的民族作战体系，建立成规模的骑兵长矛冲击训练机制，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黑鞑事略》记载：蒙古骑兵“每以骑队轻突敌阵”，这些用于试探攻击的轻装骑士显然不是长矛重骑兵。当然蒙人也有极少量精锐的长矛骑兵，如野狐岭之战时木华黎“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但类似记载非常少。因此，蒙古人常常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冲击骑兵。在南宋端平入洛时，蒙军先锋，汉人刘亨安率领汉军为主体的冲击骑兵，以数百人冲锋，加上后方的数千蒙古军跟进，就打垮了杨谊部1.5万宋军；而塔察儿率领全部蒙古军2-3万人与徐敏子部1.3万人作战，竟一度只和缺粮的宋军打得不分胜负。在艾因贾鲁之战时，蒙古军也依赖强悍的高加索山地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骑士作为前锋与马穆鲁克鏖战，一度压制了马穆鲁克人，但在高加索骑士被马穆鲁克疯狂的反扑打垮之后，蒙古军队也在马穆鲁克战团的浪潮中轰然崩溃，几乎全军覆没。
总之，蒙古骑兵的惊人机动力是他们决胜的关键，骑射是他们作战的根本，但重骑兵同样不可或缺，他们往往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然而我们并不必神化蒙古骑兵的战斗力。蒙古帝国的成功，或许更多要归功于蒙古人的各式各样仆从军，像来自北中国的长矛骑兵，来自高加索的重甲骑士，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配重投石机部队，来自南中国的水军等等。蒙古人在政治整合上的成功比起军事更加重要，但这需要一系列具备天才政治手腕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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