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臣为此又重新下了放田令。
也就是说，任何人见到土地没有耕种，在官府报备之后，都可以耕种。如果土地是官地，则可以向官府申请佃种，官府收田租。如果是私人，官府在其中调节，让种地出一笔钱，算是补偿田主。
至于田主不愿意。那就按大明律来办。
大明律对于土地撂荒，是有惩罚的。当然了，大明律很多东西，都已经成为一致空文，但是周梦臣愿意，还是能拿来用的。
总之，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大同春耕尽量多耕种土地。
即便这粮食最后不到官府手中，但是民间多一口粮食，朝廷也少一点负担不是。
于是乎，周梦臣将一切事务都放后面，一心一意的放在春耕之上。
这副场景在杨继盛这里却有另外的感受。
杨继盛感受到的是杀气腾腾。他说道：“周兄，治民如治兵，有如此百姓，大同军的能力，也可想而知，有周兄如此大臣在，朝廷北疆无患。”
杨继盛的评价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
不能说对，那是杨继盛理解错误了。因为这种场景，并不是而今才有，也不是周梦臣独创，这种用鼓声传令，指挥百姓干农活的手段，在汉代就有，甚至在南方一些地方还是有保留。
只是后来田产改变，从集体协作，变成了精耕细作。这种场景就不在了。
甚至可以说，农耕民族步卒军阵强悍，也是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上面来的。
另一点，他说的也对。
大同百姓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任何一个人往上数几代，都在军中的，因为整个大同一带，都是迁移过来的卫所军户。所以他们对军队的方式，是非常习惯的。稍稍训练一点，就适应了。
甚至此刻各部军队也都分散在春耕队伍之中了。
周梦臣只留下马芳的万骑在边墙附近警戒，其余的人手，都放开了用。有一个算一个，都去春耕去了。
这才有如此壮观的场景，比如击鼓指挥的一些人，他们本身就是军中的军官。
杨继盛到了大同附近下了船，禀报了自己的官职，找来马匹，却发现只有一些驴子，一问才知道，所有马都去拉犁了，大同的牛数量本来就有限，又经历去年一场战乱，不知道多少牛成为人的口中食，牛筋与牛皮成为战略物资。没奈何。周梦臣只能事急从权，用马耕代替。只是杨继盛来的时候走的路不一样，没有发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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