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石此刻正聚精会神地翻阅着手中这份来自教育部的工作总结奏折。
尽管他贵为一国之主，但对于大秦政务的实际运转，他向来采取一种“放手不管”的态度。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其一，自然是因为离石生性有些懒散，不愿过多地操劳这些繁杂事务；其二，则是由于他深知自己对于具体政务操作了解有限，若是贸然插手、胡乱指挥，恐怕不仅会捅出大篓子，还可能被他人假借他的名义肆意妄为，到时候若真出了事，那黑锅可就得由他来背了。
就如同秦朝时期的那场着名事件——焚书坑儒，起初秦始皇仅仅是想要打压那些造谣生事之人，未曾料到竟演变成了一个被铭记于史册的巨大污点。
其三，这其中还有着分权制衡的考量。离石将权力下放给各级官员，然而自己却始终牢牢掌握着最终的审核权。
这样一来，一旦出现问题，他便能迅速查明责任归属，并找到相应的责任人进行清算问责，分清责任、严明奖惩。
实际上，离石所做的不过是明晰各方的权力界限，同时确定好各自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罢了。正如他自己所言，倘若犯错，他定会坦然承认，绝无半点推卸之意；但若并非自身过错，那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便由谁去承担。
这种看似笨拙实则简单有效的处事方式，并不需要具备多么高深的治国理政才能，只需做好裁判，坚持公正、公平，一碗水端平。
毕竟，作为一名裁判，只需严格按照既定规则行事即可，即便是脑筋不太灵光之人，也能够胜任此项工作。这便是离石用以应对朝中那些精明能干之士的独特策略。
事实证明，他越是放权，那些获得权力的官员们，对秦皇表现得越是殷勤，纷纷呈上奏折，禀报自己的政务事无巨细。
不仅如此，整个大秦帝国的九大部门无一例外，全都向秦皇递交奏折。他们详细地汇报了自己每一年所做之事，包括在施政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大是小、是重要还是琐碎，都会一一记录在奏折之中，并以密折的形式呈送给秦皇。
甚至连大秦首相亦是如此行事，而且所有的奏折皆是秘密上奏。
然而，如果人人都采用这种密奏的方式，那么所谓的“密折”是否还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密折呢？
显然不是！实际上，这些官员们不过是在想方设法推卸责任罢了。他们口口声声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皆得到了秦皇的许可，若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可前去查找他们呈递给秦皇的密折作为证据。
不得不说，汉人似乎生来就是玩心眼的高明之人，都是甩锅的高手，只想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不想承担权力带来的责任和义务！
就在离石刚刚出招之际，官员们迅速将这口大锅重新甩回到了秦皇身上。面对这种状况，离石凭借着前世的记忆优势，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创办报纸。
通过这份报纸，可以将官员们的施政策略公之于众，任由天下百姓去评判是非对错。
这个想法固然甚好，但现实却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读书识字的权力完全被少数人所垄断，少数人就是门阀，而且能够识文断字者大多仅限于读书人阶层。
如此一来，便很容易出现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自身对于知识的掌控，在民间肆意散布谣言，胡乱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加诸于他人之身，从而令离石这个无辜之人背负恶名，成为第二个王莽。
离石知道这件事情急不得，又慢不得，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来。于是，他决定先从秦军入手，充分发挥秦军强大的强制力优势，军队只要培训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军队，在军队内部率先推行识字教育。
要知道，汉字作为一种古老而精妙的文字系统，其承载信息的能力可谓极其强大。
一般来说，只要能够认识两百多个常用汉字，基本上就可以实现简单的阅读需求；如果再进一步增加到八百个字以上，那就足以具备读书做学问的能力啦！
为此，离石积极筹备、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军官培训班。在丰厚的物质奖励以及诱人的权力激励之下，一大批既能读又能写的官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些官吏在读写方面表现出色，但他们的个人修养却远远未能达到，一名合格官员所应有的高标准要求。
面对巨大利益的诱惑时，很多人往往难以坚守底线、抵御住内心的贪婪欲望，没有信仰就是他们最大的缺陷。
这便是后来部分官吏逐渐走上贪污受贿，这条不归路的起始原因。毕竟在大秦刚刚建立之初，对于官吏的选拔与任命更多地侧重于考察其能力水平，而相对忽视了品德方面的考量因素。
就连离石本人在此过程当中也曾起到过不太好的示范作用。比如说那公冶长吧，明明只是个年纪尚轻的小孩子，既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仅仅是因为时常跟随在秦皇左右，竟然就轻而易举地被破格提拔授予了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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