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年幼时于寺庙中成长，自幼熏陶于节俭之风，故登基为帝后，仍秉持此美德。他深知节俭乃治国之本，见太子杨勇生活奢靡，遂训诫之曰：“历览前贤，凡奢靡之君，鲜有长治久安者。你身为太子，将来继承大统，岂可不重节俭之道？”
杨广，文帝次子，洞悉父王喜好，故刻意以节俭自居，赢得文帝青睐。文帝因此废黜杨勇太子之位，改立杨广为太子。然杨广得位后，原形毕露，文帝悔之晚矣，曾有意复立杨勇，但终被杨广先发制人，酿成弑君之祸。
公元604年，杨广登基，次年改元大业，即后世所称之隋炀帝。炀帝即位后，对教育尤为重视，力主选拔贤才。其诏书云：“国以民为本，教以学为先，欲移风易俗，必从此始。”为广纳贤才，炀帝命各州官员寻访文才出众或有特殊才能之士，经考察后送至京城。此举吸引了大批读书人涌入京城。炀帝特设机构，组织这些读书人进行学术辩论，并依其才学排名。因此，许多出身寒门的士子得以踏上仕途，实现抱负。
杨广对于学术的热爱和尊重亦体现在他对典籍的整理和保护上。他在位期间，不仅投入大量资源，完成了共计一百三十部典籍的编纂，总卷数高达一万七千多卷，还亲自组织学者编写了《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和《长洲玉镜》四百卷，这些努力成功地保护和传承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典籍。
而在重视教育、选拔人才方面，杨广的最大贡献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建立。在隋朝之前，各朝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各有特点，但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汉朝之前，多实行“世卿世禄”制度，导致权力在少数家族中传承，不利于人才的广泛选拔。汉朝开始，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世卿世禄”制度，转而采用察举制和征辟制。然而，这些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选拔到人才，但由于缺乏公正客观的评判标准，以及地方官员可能存在的徇私舞弊现象，其效果并不理想。
在魏文帝曹丕的统治下，陈群对察举制进行了改革，创设了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通过指派中央官员对民间人才进行品德和出身的评估，进而将人才划分为九个等级，并据此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官职。这一改革废除了地方官员直接推荐人才的权力，转由中央统一管理和选拔。然而，随着魏晋时期士族势力的日益强大，九品中正制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偏向了出身背景，导致只有士族子弟才能获得较高的品级和官职，而寒门才子则难以出头。
到了隋朝，随着庶族地主的兴起和士族门阀的衰落，九品中正制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隋文帝即位后，果断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并开始采用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
公元606年，隋炀帝杨广开历史之先河，正式设立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进士科考试的核心内容是政论文章，旨在选拔那些才华横溢、文笔犀利的士子，以充实朝廷的智囊团。仅仅一年后，科举考试的科目便迅速扩展至十科，显示了其蓬勃发展的势头。
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封建王朝选拔官员提供了全新的模式，并自此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和沿用。它不仅打破了世袭和举荐的局限，为寒门士子提供了公平的竞争机会，更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科举制度的影响深远而广泛，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制度无疑是中国古代一项里程碑式的创举，其深远影响历久弥新。
首先，科举制度为历朝历代孕育了无数杰出的人才。从隋炀帝正式设立进士科，到清末废除科举，数以万计的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些人才不仅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在各自领域里留下了不朽的业绩。
其次，科举制度以其公平、公正的特性，成为古代选拔官员的典范。与世袭、举荐等制度相比，科举制度为所有士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不论出身高低，只要才学出众，便能跻身仕途。这种制度不仅赢得了国内士子的广泛认可，也受到了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等的效仿。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许多思想家对科举制度的公正性表示赞赏，英国在十九世纪创立的公务员制度也深受其影响。因此，有人将科举制度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第三，科举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读书风气。由于科举考试不看重出身，下层百姓看到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纷纷鼓励子女求学。这种风气逐渐蔓延至整个社会，使得读书成为了一种风尚。这不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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