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手里捏着那本暗红色的离婚证，站在台阶上愣了几秒钟。深秋的风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把证件塞进裤兜里，大步流星地走向路边。
身后没有脚步声跟上来。
他知道她还在里面。他签完字起身的时候，看见她低着头，手指捏着那支笔，迟迟没有落下。工作人员问了两遍，她才慢慢签上自己的名字——周国平记得她写字的样子，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和她这个人一样，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认认真真。
但他没有等她。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妹妹周小朵发来的消息：“哥，钱什么时候到？中介说房子不等人。”
他飞快地打了几个字过去：“今天，别急。”
三十五万。这是他全部的财产。房子卖了，一人一半，他的那份全在这里。这套房子是他跟前妻方敏结婚第六年才买上的，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干净亮堂。方敏喜欢在阳台上养绿萝，那些藤蔓垂下来，把整个阳台遮成一片绿色的帘子。夏天傍晚，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吃西瓜，籽吐到花盆里，来年又长出几株小苗。
那些日子像是上辈子的事。
周国平在银行柜台前站了十分钟，确认账号、输入密码、点下确认键。屏幕上的数字从六位数变成三位数，他盯着那个“350,000.00”变成“0.00”的瞬间，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失落，而是一种奇异的踏实感。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下来，他甚至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妹妹的婚房，总算有着落了。
消息很快回过来，是一连串“谢谢哥”的表情包，夹杂着一长条语音。他没点开听，只是把手机揣回兜里，出了银行大门。街上人来人往，没人注意到这个三十四岁的男人刚刚完成了一场豪赌——用他全部的家当，赌妹妹后半生的安稳。
离婚这件事，家里人没有人知道。他谁都没说。
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再婚后去了外省，联系不多。周小朵是他亲妹妹，比他小八岁，从小就是他在带。母亲走的时候周小朵才六岁，哭着喊妈妈，是周国平把她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说“哥在呢，哥在呢”。那时候他自己也不过十四岁，但已经学会了做饭、洗衣、哄妹妹睡觉。后来父亲再婚，继母带来两个孩子，家里变得拥挤嘈杂，周小朵在继母那里受了委屈不跟父亲说，只跟哥哥说。
这么多年，他习惯了把妹妹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方敏不是没有跟他吵过。
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方敏有一次翻他的转账记录，发现他每个月雷打不动往妹妹卡上打三千块钱，气得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周国平，你妹妹上班三年了，你还在给她生活费？她不是有工资吗？”
他解释说那是房租，小朵在省城租房子贵，工资刚够吃饭，他这个当哥的不帮一把谁帮。方敏红着眼眶说那我们呢？我们还在还房贷，我每天加班到八九点回来，连个打车费都舍不得报销，你知道我为什么吗？
他知道。方敏是想攒钱换个大点的房子，将来好要孩子。她今年也三十二了，再不生就是高龄产妇，这些事她提过很多次，每次他都含糊地应着，说等等、再等等。但妹妹那边一开口，他从来没有等过。
争吵越来越多，像墙角的霉斑，起初不起眼，后来蔓延到整面墙都潮了、黑了，再也回不去原来的样子。
导火索是周小朵要买房这件事。
那天妹妹打电话来，说谈了个男朋友，对方家里要求在省城必须有一套婚房，两家各出一半首付。男方那边凑了四十万，她还差三十五万。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小心翼翼的，说哥我也知道你不容易，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爸妈都不管我，我就只有你了。
周国平当时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电视开着，方敏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的嗡嗡声隔着墙传过来。他听着妹妹的声音，脑子里已经飞速盘算起来——卖了房子他手里能拿三十五万左右，正好够。
他没犹豫太久，甚至没多想三十五万够不够自己重新开始。
挂了电话，他走进厨房。方敏正往汤里撒盐，见他进来头也没抬地说：“马上好了，你先去洗手。”
“方敏，我跟你说个事。”
她听出他语气不对，关了火转过身来。围裙上沾着酱油渍，额角有一点汗，她刚下班回来没多久就开始做饭，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这是他们结婚第八年，她不像刚结婚时那样爱打扮了，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有点疲惫，但眼睛还是很亮，看他的时候总是很认真。
周国平看着她那双眼睛，说了那句话。
他说：“我们把房子卖了吧，小朵要买房结婚，差三十五万。”
方敏的眼睛暗了一下。
不是慢慢暗的，是像有人直接拔了电源，那点亮光“啪”地就灭了。她站在原地，围裙上那点酱油渍被厨房的灯光照着，格外刺眼。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卖了房，我们住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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