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群答应了一声，就骑着自行车子到我小吃店里吃饭来了。
吃完饭后，他又给陈天达和陈少萍都带了一份热干面回来。
吃了早饭，梁群就领着陈天达和陈少萍，步行到清港镇买手扶拖拉机去了……
清港镇在余寨乡西北，离余寨乡有20多公里，中间隔有一条大沙河。他位于南北两个县城的中间地带，一条南北国道和一条南北铁路贯穿而过，并在镇上设有火车客运站和货运周转站。
镇上有钢铁厂、毛纺厂、机械厂、水泥厂和矿石厂、县重点高中……，加之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各类工厂和手工作坊等等有成百上千家之多……
因此，清港镇的交通方便，经济繁荣，是各种农机和大小商品交易批发的集散地，被当地人称为内地中的“小香港”。
我们余寨乡购买农机的用户和一些做小生意的商贩，都会到这里来购买进货。
六七十年代，余寨乡到县城还没有通公共汽车的时候，这里的人们到县城或是出远门，都得趟河或坐船渡过那条沙河，到河西潘寨公社火车站去坐火车。
潘寨离余寨乡只有10多里路，步行2个多小时就走到了，因此，他是余寨乡通向外面世界的首先之路。
清港镇是单日集，他虽然比潘寨大、比潘寨繁华，也有火车站，但他离余寨40多里地，河东的人嫌远，除了做生意的人去进货外，一般的人是不会去赶清港镇集的。
陈天达跟女儿和梁群一路说笑着，就来到了沙河边上的塔庄渡口。
在塔庄渡口，陈天达刚好碰到了在这边等船的闫学成。
陈天达见闫学成肩上扛个扁担，还有几个卷一起的袋子系在扁担上了，他知道闫学成是到清港镇去进货的。
他就问闫学成：“学成，你弟兄三个不是包着国勇窑厂里往外出砖头吗？怎么还在当粉条贩子呀，当粉条贩子一个集可以赚多少钱呢？”
闫学成看看陈天达跟梁群和陈少萍，心想：这货今个穿的人模狗样的，跟他女儿和女婿一起到清港镇去干啥呢？他从陈天达的语气中，就听出了他是鄙视自己做粉条生意的，一句一个粉条贩子的叫着，让他心里不太舒服。
“贩子“二字在闫学成心里就是一个贬义词，陈天达问他做粉条生意一个集可以赚多少钱，说实话自己一个集才赚1、20块钱，加上老婆长黄豆芽赚钱，他们两个的生意加在一起，一个集才30多块钱。如果照实给他说了，陈天达肯定嫌他赚的少，笑话他。说多了他也不相信，干脆就说点让他高兴的算了。
想到这里，他“嘿嘿”的笑着说：“我们这些没有本事的人，只能用些脚力来赚点辛苦钱，纯粹是磨鞋底子。我来进货的时候，我老婆替我出窑。俗话说，粉漏子、粉漏子，我做这粉条子生意只赚个仨瓜俩枣的，连你的鞋叶把子都提不上。真正赚钱的还是你，你磨豆腐赚钱，又用豆腐渣养猪赚钱，两样都赚钱，你跟国勇是咱队里最有钱的人了。”
陈天达听着闫学成的前半截话，心里得意极了，他最喜欢听村子里的人夸他豆腐店和养猪两样都赚钱了。可是闫学成最后的一句话带上了我的名字，就让他顿时扫兴至极。
他认为闫学成的言下之意是，他还没有我有钱，当时他就不高兴的说道：“学成，村子里的人是不是都觉得余国勇最有钱呀，别看他绕的怪大的，又是窑厂又是楼板厂的，还有小吃店和猪娃儿行的，我敢说他肯定欠的有账。投资窑厂得多少钱呀，投资预制厂又得多少钱呢，就凭他那热干面，块儿八毛钱一碗，他能赚得多少钱呢。说不定他把咱生产队的公款都给挪用了，明天咱们得让余国勇把生产队的钱给大家分掉，不能放在他一个人手里了。”
他女婿梁群听着岳父说的这番充满嫉妒恨的话语，他觉得岳父的心胸太狭隘了，总是用坐井观天的眼光，不相信人家赚钱的能力。他如果不旁敲侧击的说说岳父，任他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岳父肯定会连累我跟余国勇两个人之间关系的。
想到这里，梁群看看岳父说道：“爸，你在背后没有根据的说人家的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吧。你咋知道人家欠的有外债呢？国勇一天走几三轮车猪娃儿你知道吗？一头猪娃儿他收多少钱的行费你知道吗？爸，我说句你不高兴的话了，就你磨豆腐起五更、摸半夜，又是养猪什么的，挣那仨瓜俩枣的，人家国勇可真看不上眼下，人家一个猪娃行，一天就有成千上百的收入，你觉得你挣钱难的给上天似的，人家国勇赚钱就给捡钱差不多。
你不要总是小看人家的生意，就像我收粮食和油料样的，我一斤粮食才赚几分几厘，我一天有时也可以赚几百块钱，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问少萍。”
陈天达见女婿竟然向着外人，拐弯抹角的教训起自己来了，他有点生气了，但他也不好意思发怒的，他就不高兴的说着梁群：“那好了，我们老了指望你们养活我们了，好看，你们竟然向着外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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