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不端是个比政治腐败还普遍的问题。将科研经费用于日常开支，已经属于潜规则的一种了，而且不像是政治腐败，管理和监督学术开支的机构极少。
院士邹承鲁曾经列举了一位学术界人士，说这位先生在30年间发表了1500篇论文，平均每周一篇，其人就是什么事也不干，专门抄论文，也来不及，真令人不可思议。
外国人也不会更有道德，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对英国1986年至2005年间进行的21项学术不端行为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有七分之一的研究员知道同事有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比如伪造科研成果，大约46％的科学家报告说，自己某些同事在学术研究中的行为“值得质疑”，比如“有选择性地”报告研究数据、迫于研究资助方的压力修改研究结论等。
日本的美女研究员更是出名，制造假数据和图像的论文险些去评选诺贝尔奖，是个想骗学术经费，又不慎遍过头的例子。
当然，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管理的就更松了。亩产万斤的卫星故事还没有过去多久呢，为了“科学进步”，为了节省时间和研究经费，研究员迫于政治人物的压力伪造科学结果也是常见的情景。
不过，皇帝的新衣没有拆穿的时候是新衣，拆穿了就是丑闻了，亩产万斤和学术不端皆是如此。
杨锐也不确定李鑫是否会真的学术作弊，但是，轻工业相关的论文也是很难的，会有很多的计算，很多的物理和化学，比写寒假作业的任务量要多的多，而且毫不客气的说，不是每个研究员的计算水平都过关的。
李鑫今年三十多，也就是50年代出生，小学和中学基本是在革命中度过，这种情况下，他能完成研究生教育，显然要付出常人数倍的努力，或者，常人数十倍的资源。
杨锐也不找人帮忙，自己在华东纺织工学院的条目下，找李鑫的论文。
北大的图书馆整理的很好，这花费了杨锐一些功夫，但他还是找到了三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三个中文期刊中。
研究生三年，发表三篇论文，这是挺不错的成绩了，怪不得李鑫想继续做学术。
杨锐倒是点了一下头。后世的研究生大多是从二年级开始做研究的，只有比较厉害的，又遇到厉害的导师，才能从一年级开始，所以，后世的研究生，三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以得到一篇sci论文为目标。
80年代的研究生其实更晚一些，他们往往需要在研一的时候补课，研二的时候上课，好在不用找工作，总有一年半左右的研究时间，三篇论文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杨锐将三本期刊借出来，先大致的翻了起来。
80年代的国内期刊评价体系是很混乱的，只是期刊数量还少，总体显的高端。
李鑫的论文位置都不错，三篇都是非晶态金属的实验论文。非晶态金属其实就是金属玻璃，在80年代属于热点研究，读博继续研究，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方向。
然而，当杨锐具体读起了论文的时候，却发现了其间的问题。
三篇论文中的两篇，用的数据都是同一次实验。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有些实验费时费力费钱，成功率也小，好不容易做出来了，肯定想要充分利用。
不过，利用的方式也很多，深入研究并引用前文是最正当的程序，可另一方面，一旦引用了前文，本篇论文的独创性就大打折扣了，遇到严苛或不认真的审稿人，被驳回的几率很高。
比如pcr的发明人穆里斯，他的首篇pcr论文发表于《自然》，之后的深入研究重做了新的实验，却因为没有说明与《自然》发表的论文的不同，而被《科学》拒绝，最后只能去了《酶学方法》。
为了减少被拒的几率，很多论文作者就不会引用同实验的前文。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不受待见，但确实存在。
审稿人也不是每篇论文都看过，每篇论文都记得，即使发现了被拒，其实也没有多少麻烦，审稿人又不是学术警察，即使多嘴说上两句，也不会怎么样。
只有少数国家，才会有严格的学术管理，可即使如此，学术这么高端的东西，学者都那么忙，想要真正的严格管理，也是很难做到的。
而且，许多学者也不畏惧惩戒，大不了辞职去私营公司工作好了。便是80年代中国这样的环境，一名水平普通的研究员，或许会在北京混的不好，但只要愿意离开北京，全国尽是可去之处，仍然会有很多的地方企业来招揽的，所以，比起学术不端那软弱无力的惩戒，把握眼前，将职称和名气快速提高变的更划算了。
李鑫显然也走了一条小捷径。
他没有引用自己前面的论文，从而令自己的第二篇论文变成了一篇全新的论文。
杨锐仔细的读了它们，很快明白了为什么。
李鑫的两篇文章，根本是雷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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