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离会战”之后，南梁皇帝萧衍制定了“对外强硬、对内怀柔”的国策。
对外：在巴蜀→汉中→襄阳→义阳→寿阳→钟离→徐州的边境线上，布置重兵防守。
只要北魏军异动，梁军便立即出击。
钟离会战后的二十年里，南梁与北魏军队发生过多次中、小规模交战，南梁胜多输少，收回不少失地。
对内：皇族、外戚、世家、士族各得其所，都有生存发展空间。
官僚阶层利益有保障。
商业活动得到鼓励，商人经营自由度增加、地位也有所提高。
底层农户的赋税减免三成，休养生息。
文化、宗教事业蓬勃发展。
——南梁呈现平稳发展走势，进入上升期。
而北魏则不然。
孝明帝元诩继位后，于忠、崔光联合元雍、元澄扳倒高肇。
崔光是一介汉族文官，他吸取自家前辈崔浩教训，决不出风头，更不愿专权，以免给自己和家族招祸。
于忠是领军将军，掌管皇城禁卫军。
于忠出自鲜卑贵族万忸于氏，其家族历来都是拓跋家族铁杆盟友，几代人出掌皇城禁卫军首领职位。
他的老爹于烈在冯太后、孝文帝时期就担任领军将军，后来升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在皇帝支持下将领军将军职位传给儿子于忠。
可以说，于家在皇城禁卫军这块，是元氏（拓跋氏）皇家最信任的倚仗，无人能撼动其地位。
因此，高肇专权时期，唯一搞不定的就是禁卫军。最后也是死于这块权力短板。
元诩继位后的朝局是：
皇帝年幼，胡太后垂帘听政。
政务由高阳王元雍、侍中兼中书监崔光二人主持；
军务由任城王元澄主持；
领军将军于忠晋升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负责皇城及京畿防务。
——其实，胡太后和小皇帝没什么实权。
元澄历经几个朝代，起起伏伏，早就是老滑头。他基本不关心朝堂上的事。军务按皇帝诏书指令办事。
他公开宣称：军官、军队调动事务，只认诏书、兵符，不认人。
也即是告诉胡太后、于忠、元雍、崔光等人：我不掺和宫斗、只管执行皇帝命令。你们谁控制了皇帝，发诏令给我，我就听令行事。
于忠、元雍、崔光三人中，崔光早就依附于于忠。
所以，朝廷决策，均出自于忠或元雍。
权臣宫斗，这是亘古不变的剧情。于忠和元雍也不能免俗。
于忠掌控皇宫禁卫军，负责皇帝安全，又有崔光助力，明显更具优势。
元雍手下有两员干将：尚书左仆射郭祚、右仆射裴植。
他们得到元雍默许，趁于忠休沐时，打算起草诏书让皇帝签署、盖玺，将于忠外放恒州刺史。
于忠接到线报，立即赶回宫中，下令禁卫军对皇宫戒严，借此制止皇帝签发对自己的调动诏书。
随即，于忠找借口收罗郭祚、裴植罪证，将二人处死。
这就是掌控皇城禁卫军的优势。
同时，于忠让皇帝下旨：“因建康原因”，免除高阳王元雍的侍中、录尚书事职务，保留太尉职务，令其回王府休养；朝中遇到大事时，派黄门侍郎到王府征询意见。
过了几天，于忠发现元雍不甘被排挤，正在联络旧党，于是打算以皇帝名义处死元雍。
崔光得知于忠意图后，明确表示反对。
崔光对于忠说，高阳王元雍背后连着皇族、世家，处死元雍势必引起对方反扑，导致朝局剧烈动荡。得不偿失。
于忠想了想，只得作罢。
不过，于忠成了北魏朝堂说一不二的人物。
皇帝生母胡太后对于忠独掌朝纲很不安，于是开始布局，准备出手。
胡太后的妹夫、江阳王元义，与元雍交好。
元雍掌权时，元义任散骑常侍、光禄卿。
元雍被于忠削权后，元义捎话给妻姐胡太后，建议携手一起，联络皇族宗室大臣、故交旧友，推翻于忠，真正由太后指导皇帝处理朝政。
胡太后是个有野心的女子。她对于忠专权正在苦恼，自然对妹夫的提议深表赞同。
经过一系列运作、博弈，于忠还真的被调离京城，外放出任冀州刺史。
元义升侍中、领军将军，取代于忠掌控皇城禁卫军。
胡太后也真正成为替皇帝作出决策的幕后操手。
在推翻于忠的过程中，元氏皇族还推出另一位王爷进入中枢：清河王元怿。
元怿是孝文帝元宏第四子，宣武帝元恪的异母弟。也就是皇帝元诩的亲叔叔。
他此时担任侍中、司空。
胡太后以皇帝名义，擢升元怿为司徒、司州牧。不久晋位太傅，仍兼司州牧，侍中如故。
元怿生得样貌英俊、风流倜傥。
胡太后此时也才三十岁不到，独守空闺，寂寞难耐。
鲜卑族风俗对寡妇是非常包容的。胡太后只是因为身为皇母，出于维护皇室礼仪考虑，才收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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