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山回来的第二天，叶明就让人把开矿的告示贴了出去。告示贴在京城四个城门旁边，贴着户部的公文，上头盖着鲜红的大印，写着京西煤矿招募矿工、工钱翻倍、管吃管住、每月发一次工钱绝不拖欠。告示贴出去的当天下午，就有人来问了。
不是房山本地人，是通州那边过来的，说是在码头上扛活太累又挣不着几个钱，想试试挖煤。赵明远把人留下了，安排在城东工厂的宿舍里暂住，等矿上准备好了再一起过去。
王三把来人的姓名、籍贯、年龄、住址一一记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写了一整页，还特意标注了“身体状况良好”几个字，说矿下干活身体不好的不能要，出了事矿上担不起。叶明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个人越来越像个总管了。
张德明把开矿的章程又改了一遍，改到第七稿的时候终于定下来了。章程写得明明白白——矿工每天工作八个时辰，每工作五天休息一天，矿下每工作一个时辰必须到地面休息一刻钟，安全帽必须戴，矿灯必须挂，进洞必须登记，出洞必须销账。
这些规矩在房山的那些煤窑里从来没有过，刘金柱看了之后皱着眉头说这不行，这么干一天挖不出多少煤。赵明远没跟他争，直接把章程收回来，说那就别合作了，我们自己开。
刘金柱的脸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咬了咬牙，说按章程办。
开矿的动工日子定在了九月初六。
天还没亮，叶明就醒了。他躺在床上听着外头的风声，秋风吹得窗纸哗啦啦响，带着一股子凉意，比前几天冷了不少。他躺了一会儿，等堂屋里有了动静才坐起来穿衣裳，推开门的瞬间冷风灌了一脖子，冻得他打了个哆嗦。
院子里雾气比前几天还重，那几竿竹子在雾里几乎看不见，只能听见叶子沙沙响。桂花树上的花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零星几朵，香气若有若无的，在雾气里飘散。王管家在灶房里忙活着，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混进雾气里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
堂屋里几个人已经到齐了。张德明坐在桌边把开矿的章程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确认没有漏掉任何一条；赵明远蹲在地上检查那些铁锹和镐头，一把一把地拿起来掂量，刃口钝了的就让孙大壮带去的工匠重新磨；
李守信把那根用了好几个月的标杆靠在墙角，今天不用扛标杆，他手里攥着一把新镐头，在门槛上磨得嚯嚯响，磨几下就用拇指试一试刃口，再磨几下，锐利的目光紧盯着镐刃。
王三坐在角落里，把招工名单又核对了一遍——十七个人，十七个名字，十七个籍贯，十七个住址，每一个都对得上号。赵栓柱蹲在灶房门口，怀里抱着那壶水，水壶用棉布裹了好几层怕水凉了，眼睛盯着灶房里王管家煮的鸡蛋，王管家答应给他带六个路上吃，他数了好几遍怕少了一个。
吃了早饭，天刚蒙蒙亮。四辆马车出了城门，一辆坐人，三辆装东西。铁锹、镐头、矿灯、安全帽、绳索、木料、粮食、被褥，满满当当塞了三辆车。
十七个矿工坐在装货的马车上，跟那些铁锹镐头挤在一起，谁都不嫌硌，有的人靠着车壁打瞌睡，有的人低声说着话，有的人就那么坐着看着外头的田地发呆。
他们有的是从通州码头来的，有的是从京城周边村子来的，有的是从大兴、通州那些已经清丈完的县来的，都是穷苦人，都是过不下去才出来找活路的。
马车出了城门上了官道。天渐渐亮了，雾气慢慢散去。路两旁的麦子已经出苗了，嫩绿嫩绿的，像铺了一层薄地毯。远处房山的轮廓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头趴在地上的巨兽。
王三扒着车窗往外看，忽然说了一句：“叶大人，您说这矿能开多少年？”
叶明靠在车壁上，想了想，说至少二十年。王三算了算账——一年产十万斤煤，一斤煤卖二十文，一年就是两千贯。刨去工钱、伙食、材料、税赋，一年净赚一千贯。
二十年就是两万贯。他嘴里念叨着这些数字，眼睛越来越亮，就像那些数字不是写在本子上的而是已经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堆在他面前。
张德明闭着眼靠在车壁上，听着王三念叨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没睁眼。他在心里也算了一笔账，算的不是银子，是粮食。一千贯能买多少粮食？一万石。一万石粮食能养活多少人？一万人。一万人能吃多久？一年。这些数字像算盘珠子一样在他脑子里噼里啪啦响，让他安心。
马车进了山，路变得崎岖不平。车里的人被颠得东倒西歪，王三手里的本子差点飞出去，一把抓住紧紧抱在怀里，张德明的眼镜滑到了鼻尖上伸手扶了好几次，叶明紧紧抓着车沿看着窗外的山景。
山上的树叶开始变色了——红的是枫树，黄的是银杏，绿的是松柏，层层叠叠的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
到了山坳，天已经大亮了。刘金柱站在洞口，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新棉袄，身后站着十几个矿工，都穿着干净衣裳，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洞口两边插着几面红旗，风吹得旗帜猎猎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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