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德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也紧随其后。
唯独那些不屈不挠的马耳他骑士，他们为这次远征提供了一支舰队和一支步队，拒绝在敌人面前溃逃。
他们选择了一如既往的荣誉行动。
如果他们在攻城的话，必定会最先冲入缺口，但如今——既然军队在撤退——他们便成为了殿后。
正如莱恩·普尔（Lane Poole）在《巴巴里海盗》（The Barbary Corsairs）中所写：“马耳他骑士最后离去，他们的红色外套如新鲜的伤口般闪亮，面朝敌人，掩护了撤退。”
确实，这一天的灾难对于皇帝来说证明了一个在战争中早已众所周知的事实——人数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纪律、训练和士气。
只有马耳他骑士在帝国军队的狼狈撤退中获得了信誉。
摩根（Morgan）在他的《阿尔及尔史》（History of Algiers）中提到：“每当发生小冲突或战斗时，尤其是在那场被土耳其人谈论至今的着名交锋中，马耳他骑士们集结成团，击溃了一支强大的土耳其军队，甚至到达了贝布·阿祖恩（Beb-Azoun）城门，将他们的匕首插在门上，哈桑·阿嘎（Hassan Aga）本人便以最大的努力去平息那场混乱……”
哈桑在他的土耳其军队的带领下迫使骑士们撤退，但并没有投降。
他们一路抵抗，挡住了哈桑骑兵的进攻，从而给其他军队争取了时间，撤回到设定的位置。
查理五世、他的参谋和部分部队在俯瞰海面和卸货点的山坡上就位。
最终，在这漫长而艰苦的一天结束时，皇帝和他的骑兵一起下山去支援他们英勇的后卫。
哈桑的军队撤回了，但马耳他骑士却损失了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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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迅速达到狂风级，猛烈袭击停泊的舰队和严酷的阿尔及尔海岸。
风向从北转向东北，翻滚的海浪带着来自六百多英里外热那亚湾（Gulf of Genoa）的海水袭来。
航行的战船在狂风的侵袭下拖曳着沉重的上部结构、高耸的桅杆和笨重的帆杆。
有些船勉强驶离岸边，但大多数则无力移动。
一个接一个，它们与邻近的船只相撞，或者被拖拽着的锚困在拍打着的岩石上。
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海上灾难之一。
在10月25日的整夜和第二天的早晨，有140艘帆船在阿尔及尔海岸遭遇不幸。
这场狂风猛烈到在几个世纪后的阿尔及尔，仍被称为“查理的狂风”（Charles’s Gale）。
哈桑和他的土耳其军队、本地的柏柏尔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流亡摩尔人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他们扑向那些摇摇欲坠上岸的士兵和水手，残忍地将他们屠杀。
“随着光线的增强，场面显得愈发可怕。
海湾中的船只要么断了缆绳，要么失去了锚位，在海上漂浮，互相碰撞，粉身碎骨，要么冲上岸，在岩石和沙滩上翻覆。
所有绕过阿波罗岬（promontory of Apollo）的船只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乡村的摩尔人看到这种毁灭后，蜂拥到海边。
当那些可怜的人们试图上岸，想要回到营地时，他们被那些无情的非洲人（无论男女）残忍地剥得一丝不挂，用长矛刺穿。”
“愿你的旨意成就”（Thy Will Be Done）——据说这是查理五世在俯瞰他破碎的舰队和毁灭的军队时所说的话。
撤退命令被下达，前往位于阿尔及尔以东约二十英里的马蒂富湾（Bay of Matifou），在那里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的舰队残余在风暴平息后成功重聚。
士气低落的军队被刺骨的暴雨鞭打着，受到哈桑和他的土耳其军队以及所有当地无组织部队的持续攻击。
即便他们重新登上船只，痛苦并未结束，因为又一股北风袭来。
舰队再次在海岸上四散。
当皇帝和他受损的海军在11月底最终回到西班牙时，他们已经损失了8000名士兵、300名西班牙贵族军官、无数的战舰和150艘帆船。
西班牙军队在此之前未曾遭遇如此巨大的灾难，直到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派遣的无敌舰队（Armada）对英格兰的出征。
正如朱里安·德·拉·格拉维埃（Jurien de la Graviere）所说：“非洲的气候显然不适合骑士的壮举。”
查理此次远征的代价惨重，却为未来几个世纪奠定了阿尔及尔王国（Kingdom of Algiers）的安全。
海雷丁·巴巴罗萨对奥斯曼帝国的贡献注定成为整个欧洲的一个刺痛，直到十九世纪。
然而，每当欧洲统治者考虑对巴巴里海盗采取联合行动时，那个可怕灾难的记忆也随之浮现，那是战神在穆斯林一方显现的时刻，仿佛“他一吹气，他们便四散。”
在阿尔及尔，奴隶市场供大于求，后来土耳其人常常将1541年称为“基督徒一个洋葱一头出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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