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语》：《小儿语》是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选的。该书选取流行的格言、谚语，均以白话写成整齐而韵律的警语，分四言、六言和杂言，皆浅显易懂，儿童乐闻喜读。主要内容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如 “一切言动，都要安祥；十差九错，只为慌张”“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小儿任性娇惯，大来负了亲心；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 等。哲理性强，又富亲切感，所以甚为流行。《小儿语》语言浅近，用多种语言形式，宣传做人的道理，对儿童的道德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
《闺范》：《闺范》一书，又名《闺范图说》，由明代着名文学家、思想家吕坤于万历十八年（1590 年）编辑而成。“闺范” 二字，指妇女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书中采集足以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之典范事迹，绘之以图像，并且为之音释，故又被称为《闺范图说》。《闺范》于万历十八年刊行后，风行一时，成为 “闺门至宝”。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宠妃郑贵妃得到此书，命其伯父郑承恩、兄长郑国泰新添 “后妃” 一门，增加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万历时妇女十七人，出自重新刊刻此书，亲自撰写序言。当时，正值 “争国本” 的关键时刻，朝中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争夺太子之位。郑贵妃重刊《闺范》之举的意图就引起朝野的议论与猜测。
吕坤的代表作品有《实政录》《呻吟语》。这两部作品在当时及后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四、思想主张
（一）政治主张
吕坤提出 “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 的民本观点，充分肯定了百姓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深知国家的命运与百姓息息相关，尤其看重农民和织妇的作用，对他们的命运充满同情。在吕坤所处的时代，明朝中后期乱象丛生，皇帝懈怠朝政，官吏滥权贪渎，百姓赋役沉重。吕坤深刻认识到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关注百姓的生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二）乡治理念
施行自治条约，以禁约条规提振风俗，重视乡约作用，发挥相规互助、扬善抑恶功能。
自宋代蓝田《吕氏乡约》制定以来，乡约条规的自治成为乡治的重要方式。吕坤对乡约极为重视，力倡以禁约条规来改善风俗。他以 “节俭” 为美俗之本，认为乡居建筑应注重实用，不必追求华美，正如他所说：“房屋为蔽风雨，雕刻彩画为何？” 在婚丧嫁娶方面，吕坤主张遵循乡间俗礼，避免过度奢靡浪费，更不能贪财求富、相互攀比。他认为乡约应发挥相规互助、扬善抑恶的作用，通过四邻、里老、甲长等共同纠举监督，对乡间善者重赏，对恶者严惩。
灾荒时应相恤互助，建立社仓，丰年积余粮，灾荒补不足，并严选管理者。
古代农耕技术有限，商品市场欠发达，乡里百姓少有余财，遇逢灾荒，生活易陷于困顿，甚至流离失所。吕坤提出建立 “社仓” 的主张，在丰年积聚余粮，灾荒时以盈余补不足。同时，给借粮者适当利息，鼓励他们维持社仓长期运行。为确保社仓的公正运行，吕坤强调必须严选管理社仓者，实行 “社仓老人，一年一换”，以避免营私舞弊。他还细致规划了赈济饥民的细节，广设煮粥之地，方便居无定所的饥民就近取用；善择煮粥之人，务必是耐烦负责、对饥民有同情心且 “有天理之念” 者；区别食粥之人，男女分班而食，对老者、病者则 “另为一等”，优先给予粥食。
发掘乡民良善以息争讼，主张移风易俗，利用乡民善良本性解决纠纷。
乡民杂处，难免会有矛盾纠纷，有时还会酿成诉讼，既费财又耗时。吕坤延续儒家 “居家戒争讼” 的传统，力劝乡民平息纷争、避免诉讼。对于乡里生活的小事情，他主张 “本约和处，记于和簿，省得衙门告状，受怕耽惊，打点使用，吃打问罪，坐仓讨保，破了家业，误了营生”。吕坤更是主张移风易俗，改善乡风，善加利用乡里百姓朴实、善良的本性。他认为 “人生天地间，谁没个良心”，只要各人拿出良心，少了别人的就还给别人，自身过失惹恼他人就放下面子认个错，以真诚的态度和相互的谅解去解决纠纷，就能达成乡里的和谐。
以乐治辅助乡治，通过正面音乐、曲艺作品引导民风。
礼乐共治是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有益的曲乐不仅能娱乐身心，更关乎善风美俗。各类曲词、戏剧是乡间百姓热衷的娱乐形式，但其中不免有糟粕。吕坤指出 “时调新曲，百姓喜听。但邪语淫声，甚坏民俗”。因此，治理者必须有意识地通过正面、通俗的音乐、曲艺作品来引导民风，如管鲍分金、宋郊渡蚁等古人善举好事，“一切有关风化者，作为鼓板平话弹唱说书，半说半唱，极浅极俗，不用一字文言，妇人童子都省，又亲切痛快，感动民心，使人点头赞叹”。由于乡里百姓文化水平有限，乐治之 “乐” 既需要内容良善有益，又需要形式亲切通俗，这样才能彰显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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