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里的会议结束后，周小小一行人带着新的任务和期望回到了公社。王处长最后的总结言犹在耳，“绿脉”绿的是人心，这让他们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不仅是对脚下的土地，更是对无数双渴望改变的眼睛。
技术交流网络的建立，最初只是信件往来。周小小她们将整理好的技术要点、海蓬子种子样本、以及改良后的海藻肥制作方法，寄送给各个试点单位，同时也收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回信，有的询问细节，有的分享本地经验，有的则诉说着遇到的新困难。信件缓慢，但知识的流动却让这片曾经封闭的土地感受到了外部的脉动。
随着交叉考察的开展，盐碱地改良的面貌变得更为立体。周小小和李文、赵卫国也分批去了其他试点考察学习。她们看到，在滨海地区，人们利用潮汐规律引水洗盐；在干旱区，有的地方创造了“沙压碱”的土法子，虽然粗糙却有效。每一次外出，都像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她们意识到，面对盐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真正的智慧蕴藏在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与之抗争的人身上。
赵卫国尤其兴奋，他带着他的测定仪，每到一处就忙着采集土壤和水样数据，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整理比对。他开始尝试将周小小她们的定性观察和自己的定量测量结合起来，绘制图表，寻找不同措施（如生态埂的高度、猫耳洞的密度）与土壤盐分下降速率、有机质提升水平之间的潜在关系。他虽然不再固执于书本教条，但科学训练的底色让他致力于将“土办法”里蕴含的道理说清楚、弄明白，使其更具可推广性。
然而，更大的变革之风开始吹拂这片土地。七十年代中后期，“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都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强调“与天斗、与地斗”，追求“一大二公”和粮食产量的硬指标。
这股风也吹到了公社。县里下了指示，要求学习大寨经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将零散的土地连成大片，便于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种植，目标是建设“大寨式”的丰产田。
消息传来，公社内部产生了分歧。以老书记和周小小为代表的一派感到忧虑。他们深知，这片土地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绿脉”系统是精细呵护、因地制宜的结果。那些生态埂、排水沟、猫耳洞，都是根据微地形、水盐运动规律精心设置的。如果强行推平土地，搞“一刀切”的大方田，很可能破坏这脆弱的生态平衡，导致改良成果毁于一旦。
“这地刚能喘口气，经不起这么大折腾啊！”老书记在公社会议上敲着烟袋锅，眉头紧锁，“大寨的经验是好，可那是山区，咱这是盐碱滩，情况不一样！咱们的‘绿脉’就像人身上的毛细血管，看着细，通着呢！不能为了好看，全给换成粗水管，那不一定好用啊！”
但另一位副社长则持不同意见：“学大寨是政治任务，是大方向！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要算政治账！人家大寨能三战狼窝掌，七沟八梁一面坡，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土地连片了，才能上机器，提高效率，才能为国家多打粮食！我们老是满足于种点碱蒿、养几只羊，什么时候能过黄河、跨长江？（指达到更高的粮食产量指标）”
赵卫国这次站在了周小小一边，他拿出自己绘制的土壤改良进度曲线图和地下水埋深变化图，试图用数据说明：“领导，你看，根据我们的监测，土壤改良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现在正处于关键巩固期。盲目推平土地，会彻底扰乱现有排水系统，深层盐碱很可能再次返上来，风险极大。”
主张学大寨的人则反驳：“小赵，你那些数据是现在的，我们要看的是未来！不能用保守的眼光束缚了手脚！要大干快上！”
争论异常激烈。周小小深知硬顶不是办法，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学大寨精神我们坚决拥护，大干社会主义的决心我们也有。但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块试验田？我们选择一块条件最差的重盐碱地，严格按照县里要求的方田模式进行改造，同时保留我们现有的‘绿脉’模式区。我们用一年的时间，让事实说话，看哪种方式在这片盐碱地上更出效益。如果方田模式确实好，我们明年全面推广；如果不行，也避免了大的损失。”
这个方案既表达了态度，又留下了缓冲余地，最终获得了通过。县里也勉强同意，但要求“试验田”也要高标准建设，不能敷衍。
于是，公社划出了一片百亩左右的重碱地，开始了两种模式的并轨试验。一边，是机器轰鸣，人海战术，土地被推平，沟渠被填埋，建设整齐划一的大方田，准备种植上级推荐的高产玉米品种。另一边，周小小她们继续坚守着“绿脉”系统，精耕细作，种植着耐盐作物和发展饲料养殖。
那一年，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大方田那边，投入了巨大的劳力物力，深翻土地，大量施用调酸剂和化肥，试图强行压制盐碱。周小小她们则按照自己的节奏，疏通沟渠，维护水窖，增施海藻肥和畜粪，播下碱蒿和海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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