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武帝打败匈奴，汉朝廷在西域先后设置了河西四郡、西域都护，使当今所谓的丝绸之路的东段与中段处于西汉王朝统一的经营与管理之中。
丝绸之路东、中、西全线贯通，保障了道路上的商品交流、文化往来的通畅，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成为中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正是由于张骞及其出使团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司马迁将丝绸之路开辟，称之为“凿空”。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的安定与战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断绝。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通畅程度也相应不同。
“丝绸之路”作为华夏明清之前东西方陆路交通最主要的通道，包括了绿洲路（大丝道）、草原丝绸之路、西南夷道（或称“缅甸路”、“骠国往婆罗门路”）、青海路（或称“唐蕃古道”、“吐蕃往尼波罗路”）等主要分支在内，共同构成了庞大的陆上丝绸之路体系。
其每一段都有许多岔道，并非一条固定通路。其东段的分支状况主要受制于如何便捷穿越六盘山、渡过黄河而出现的几个道路节点；中段主要是在不同绿洲之间的穿插跳跃。这几条道路上的分叉节点，基本都是古代城镇重地或军事关隘。
历史上穿越丝绸之路的着名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沿同一条通道走下去的，通往西域的道路选择，除自然地形的制约之外，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决定的。
丝绸之路的畅通，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有力保障。
在政治交往方面，有着诸多确切的史料记载。自张骞通西域之后，绿洲之路的畅通，促使汉帝国与西域诸国的联系空前加强，汉朝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西域诸国回访汉朝的使者亦不绝于途。
如东汉的甘英，曾出使西方，远达波斯湾一带；唐代除各国大量的使者往来之外，许多国家常“质子于唐”，也就是国王或首领将自己的儿子派遣至唐长安做人质，以求得唐朝的信任。
如公元 7 世纪中叶，萨珊王朝受到大食的攻击，萨珊王子卑路斯便前往唐朝求援，后因萨珊王朝被大食所灭，卑路斯遂在长安终其一生。
丝绸之路，无论是陆路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巨着，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史诗巨着”不仅描绘了古代华夏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壮丽图景，还深刻地影响了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在经济交流方面，除过上述提及的玉石、丝绸和金银器等贵重之物，凭借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曾有种类繁多的物品交流。譬如，从西域和中亚一带进入中原地区的植物品种包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等等；引进的动物（包括珍禽异兽）主要有：汗血马、长颈鹿、狮子等等。其他珍奇物品包括：珊瑚、琥珀、玛瑙，还有毛织物如海西布等等。这些物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种。
与此同时，从中国内地传至西域及西方诸国的物品亦非常之多。例如，传入西方物品除过中国的漆器、铁器等之外，植物品种有桑树、茶树、梨树、桃树、杏树、邛竹等，中药材有大黄、肉桂、黄连和茯苓等。
在宗教传播方面，东西方有着频繁而深入的交流。源于印度的佛教，于东汉时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源于西亚的祆教（亦称拜火教），于南北朝时期传入内地；至隋唐时，又有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
这些外来宗教逐步本土化，其中佛教对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最大，本土化也最为彻底，典型的例证就是以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为代表的大型石窟，以及寺院和佛塔等佛教建筑文化遗存在华夏境内比比皆是，形成了华夏特色的佛教文化。
在科技、艺术等方面，同样存在广泛交流。例如华夏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技术、指南针、建筑技术等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甚至远达罗马，而西方的马戏、泼胡乞寒戏、波罗球戏等，以及乐曲歌舞中的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龟兹乐和胡旋舞等等，也陆续传入华夏，为华夏文化增添一抹异域风情。
丝绸之路大通道对东西方社会之间的文明交往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和积极意义，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大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涉及 33 处遗址点，都属于丝绸之路道路系统中的东亚、中亚部分路段上的重要节点，东西跨距五千多公里。
华夏共 22 处历史遗址，其中，甘陇省 5 处：麦积山石窟悬崖峭壁上泥塑瑰宝与险峻自然完美融合的佛教艺术殿堂、炳灵寺石窟黄河岸边的千年石窟艺术宝库、锁阳城遗址雄踞戈壁荒漠之中的瓜州古城、悬泉置遗址坞堡式院落建筑驿站、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玉门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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