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国脑子里飞快地转，像一台过载的发电机，嗡嗡作响。
“爸，你现在安全吗？”
“我用的是假名。你放心，我这点常识还有。你不用担心我，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
挂了电话，赵振国把话筒放回去，从兜里摸出两块钱压在电话底下。
小卖部老板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赵振国没理他，推门出去。冷风灌进领口，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没回车上，而是站在小卖部门口，靠着墙壁，点了一根烟。
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某种信号。
他把整条线理了一遍。
现在看起来，根子不在孙建军的安排上，而在宜宾老家的旧账。那个工地事故压了两年，现在被人翻了出来，摆明了是要整刘建国，而且是要往死里整。
赵振国觉得自己像一张大网边缘上的虫子，被扫到了，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
他掐灭了烟头，回到车上，发动车子。桑塔纳在深夜的京城城里穿行。
回到家，赵振国给王新军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久到赵振国以为不会有人接了。然后那边传来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哪位？”
“新军哥，我振国。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
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披衣服。
“振国，”王新军的声音清醒了，也压低了，“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刘建国的事。”
“对。我跟你说实话，振国。”王新军叹了口气，“这不是你的事。刘建国在宜宾的旧账被人翻出来了，你在里面顶多算个边缘人物。但是你的项目先停，等风头过了再说。现在谁往前冲，谁就是靶子。”
“水泥厂项目不能停。你比我清楚，这种项目停了就再也起不来了。等风头过了，那个位置早就被别人占了。那个陈国良——”
“我知道陈国良。”王新军打断他，“温州人，做纺织品起家的，去年才开始涉足建材。背后有没有人？有。是谁？我现在也不清楚。”
赵振国攥紧电话。
“哎，你这家伙，”王新军的声音突然带了些无奈和关切，“你知不知道他们省里要重新洗牌？你现在往前冲就是送死。听我一句劝，先避一避，等三个月。”
——
第二天一早，赵振国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把精力转到文艺基金上。这是他给自己造的护身符和敲门砖。
第二，派人在宜宾盯着那个陈国良。
他给邹明远打了个电话，把基金的推进日程提前了一个月。
邹明远在电话那头打了个哈欠：“大哥，这才几点啊？”
“八点半了，老邹。你是不是又熬夜打牌了？”
“嘿，你怎么知道的。”
赵振国懒得跟他废话，把事情交代清楚就挂了。
三月初的京城，风开始带了点湿气。赵振国连着几天泡在京城电影学院附近，见了好几个人，谢飞、田壮壮、李少红，都是邹明远牵的线。
他跟每个人吃饭，喝茶，聊剧本，聊电影。他说的那些话，有些是真的，比如“我相信好电影能留下来”；有些是半真半假，比如“我只想为龙国电影做点贡献”；还有些是纯属社交辞令，说完他自己都记不住。
但他记住了一个名字。
那天下午，老谋子带编剧芦苇来吃饭。地点还是那家小饭馆，这次胖大姐认出了赵振国，主动给上了壶新茶，没多要钱。
芦苇是个老实人，戴副眼镜，说话慢吞吞的，看上去像个中学老师。他吃了半碗面以后，才小心翼翼地从黑色提包里抽出一沓稿纸，推给老谋子。
老谋子翻了翻，然后递给赵振国。
“有个新本子，叫《活着》。小说还没出版呢，但圈子里已经传开了。余华写的，讲一个龙国人在大时代里的命运沉浮。”老谋子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有种不一样的东西，像是兴奋，又像是敬畏，“题材太沉重了，大厂都不敢投。但我跟你说，这要是拍出来，不得了。”
赵振国接过稿纸，翻了几页。
他当然知道这个本子。前世，余华的《活着》后来被老谋子拍成了电影，拿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这是龙国文艺片的一座高峰。
他的心跳漏了一拍。
“改编权我买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个调，以至于胖大姐从后厨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二十万，够不够？”
芦苇手里的筷子停了，夹着的花生米掉在桌上，弹了两下。
老谋子也放下了筷子，直直地看着赵振国，目光里有审视，有惊讶。
“赵先生，”老谋子一字一顿地说，“你到底图什么？”
赵振国深吸一口气。这次，他决定说点真话。
“我图时间。”他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商业片五年后没人记得，文艺片五十年后还有人看。我不缺钱，我缺的是能留在历史上的东西。张导，我说句不中听的，你现在是红，但十年后呢？二十年后呢？大家记住的不是你拿了多少票房，是你拍了什么值得反复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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