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我们公司茶水间是个神奇的地方。说它神奇，不是因为那台时好时坏的咖啡机，也不是因为冰箱里总有人偷喝别人的酸奶——而是因为，在这里你能听到的故事，比八点档电视剧还要精彩。
那天下午三点，我端着杯子去接水，就撞见了李姐在窗边抹眼泪。
“怎么了这是？”我把纸巾递过去。
李姐接过纸巾，却没擦眼泪，只是捏在手里揉成一团。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我几乎要凑近了才能听清：“我家老陈，昨天半夜出去了。”
“加班？”
“要是加班就好了。”李姐苦笑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他说家里闷，要出去透透气。我说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咱俩就离婚——你猜怎么着？他真出去了，不过是趴着出去的，爬出去的！”
我愣了一下，没忍住，“噗嗤”笑出了声。
李姐瞪我一眼，自己也绷不住了，边哭边笑：“你是没看见那个样子！一米八的大男人，趴在地上像条大虫子，一点一点从门缝里挪出去……我气得呀，把拖鞋扔他背上了！”
茶水间的门这时候被推开了。林婉端着保温杯走进来，看见李姐红着眼睛，脚步顿了顿。她的目光在我和李姐之间转了转，然后安静地走到饮水机前接水。热水注入杯子的声音，在突然安静下来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林婉是我们部门的老员工，四十三岁，未婚。她总是穿着素色的衬衫和长裙，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一个髻，露出白皙的脖颈。说话声音温柔，做事细致，是我们部门出了名的“温柔姐姐”。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身上总有种说不出的距离感——不是高傲，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像她周围有一圈透明的玻璃罩，你能看见她，却碰不到她。
“林姐。”李姐吸了吸鼻子，“你说男人是不是都这样？结婚前把你当宝，结婚后把你当草。”
林婉转过身，靠在料理台边。午后的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给她整个人镶了层毛茸茸的金边。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浅，像蜻蜓点水：“也不全是。分人。”
“那你怎么不结婚？”李姐问得直接。
空气凝固了几秒。我尴尬得想找条地缝钻进去，林婉却只是轻轻晃了晃杯子里的枸杞：“遇不到合适的。”
她说这话时，眼神飘向窗外。公司楼下是一条种满梧桐树的街道，秋天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落一地。她的眼神穿过那些叶子，看向很远的地方，远到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
那天下班前，我在电梯里又遇见了林婉。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空气安静得能听见机械运转的嗡嗡声。我盯着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脑子里却一直回放着李姐说的那句“趴着出门”。正胡思乱想，林婉突然开口：
“其实李姐挺幸福的。”
我诧异地转头看她。
她依然看着电梯门上的倒影，声音轻轻的：“老陈宁愿爬出去，也不跟她硬碰硬。这是爱到骨子里了，才会这样放下身段。”
电梯“叮”一声到了一楼。门开之前，林婉又说了一句，像自言自语：“怕失去的人，才会这么小心翼翼。”
我后来仔细琢磨这句话，觉得林婉说的不只是李姐和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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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在离城七十公里的镇上，开车一个半小时。这几年镇子变化大，修了柏油路，盖了新房子，但我家那条巷子还是老样子——青石板路，两旁是老式的两层小楼，家家户户门口种着花草。我家门口那棵栀子花是母亲生前种的，年年开得白花花一片，香得能飘半条街。
“颖子回来啦！”隔壁春芳婶正坐在门口择豆角，看见我，眼睛笑成两条缝，“快过来，婶刚炸了春卷。”
春芳婶是我妈的闺蜜，从小看着我长大。我端着碗，蹲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吃春卷，听她絮絮叨叨讲巷子里的事：谁家儿子考上公务员了，谁家女儿嫁到省城了，谁家老两口吵架把电视机都砸了……
“对了，你记得周家那个老三不？”春芳婶突然压低声音。
“周建平？记得啊。”我咽下最后一口春卷，“他不是在广东打工吗？”
“回来啦！”春芳婶凑近些，豆角也不择了，“回来三个月了，天天往镇东头跑，追那个开裁缝店的林师傅。”
我愣了一下：“哪个林师傅？”
“就那个，林婉啊！你不记得了？比你大几岁，小时候还帮你补过裙子呢。”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林婉？我们公司的林婉？
“等等……林婉姐不是在城里工作吗？什么时候回镇上开裁缝店了？”
“哎哟，你说的是另一个林婉吧？”春芳婶摆摆手，“这个是咱们镇上的林师傅，也姓林，单名一个婉字。四十三了，一直没嫁人。在镇东头开了个裁缝店，手艺好得很，做旗袍那是一绝。”
我松了口气，却又觉得这巧合也太巧了——同名同姓，年龄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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