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你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她问这话时，声音是抖的。
我才知道，林晓结婚五年，和丈夫是相亲认识的。男方家境好，长得体面，工作稳定，所有人都说“般配”。可只有林晓知道，他们俩在家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丈夫打游戏，她刷剧，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
“上个月我发烧到三十九度，给他打电话。”林晓扯了张纸巾，没擦眼泪，只在手里揉着，“他说在开会，让我自己吃点药。后来我在闺蜜群里说了一句，闺蜜开车送我去医院……他晚上回家，看见垃圾桶里的药盒，才问了一句‘你病了？’”
她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我说没事了。他说哦，那就好。然后继续打游戏去了。”
“没想过……分开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想过啊。”林晓仰头看天花板，公司的白炽灯把她的脸照得惨白，“可我爸妈不同意。他们说，这么好的条件，离了上哪儿找？说我就是电视剧看多了，以为婚姻都得轰轰烈烈。他们说，谁家过日子不是这样？”
她把揉烂的纸巾扔进垃圾桶：“有时候我加班，其实活儿早就干完了。就是不想回家，不想面对那种……安静。”
那天我们聊到凌晨两点。林晓说起她小时候，家里虽然穷，但每天晚上一家人围着小桌子吃饭，爸爸讲工厂里的趣事，妈妈唠叨菜价又涨了，弟弟抢她碗里的肉。她说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想，那种烟火气，那种被人在乎的感觉，怎么就这么难再有了呢？
后来林晓还是没离婚。但她变了，不再追求什么效率第一，该下班就下班，周末绝不回工作消息。有一次团建，大家开玩笑问她怎么不拼了，她淡淡地说：“想通了，有些东西比升职加薪重要。”
我知道她说的“有些东西”是什么。是她终于开始学着对自己好一点，是在那段冰冷的婚姻里，给自己留一点点暖。
二
想起林晓，自然就想起我表姐，赵春梅。
春梅姐比我大六岁，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考上省城师范那年，整个村子都轰动了。三叔摆了二十桌酒席，放了一万响的鞭炮，红纸屑铺了满地，像一层厚厚的红毯。
那时候春梅姐多骄傲啊，眼睛亮亮的，说话时下巴微微扬起。她说她要留在城市，当老师，买房子，把爸妈接过去享福。
后来她确实留在省城了，也确实当了老师。可去年春节我见到她时，几乎没认出来。
她老了很多，不是年龄上的老，是精气神被抽干的那种老。眼角的皱纹很深，说话时总下意识地叹气。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大的七岁，小的四岁，围着她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姐夫呢？”我问。
“加班。”春梅姐简短地说，然后招呼孩子，“别闹，让小姨歇会儿。”
晚上我路过她房间，门虚掩着，听见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压不住那股火气：“……你说今天回来，现在又说要陪领导？孩子发烧三天了，我一个人医院家里两头跑，你当爸的能不能尽点责任？”
不知道那头说了什么，春梅姐突然哭了：“赵志刚，我跟你十年了！十年！我图你什么了？当初追我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都就饭吃了是吧？”
她哭得抽噎，又怕惊动别人，死死捂着嘴。我在门外站着，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
第二天，春梅姐眼睛还是肿的，但已经恢复如常，给孩子们穿衣服，喂饭，笑着跟我妈说“没事，就是夫妻吵嘴”。只有我知道，她半夜躲在被子里哭了多久。
三婶偷偷跟我说，春梅姐的丈夫做生意，早些年赚了点钱，后来赔了，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天天应酬，说是找门路翻身，可酒喝了不少，钱没见挣回来。春梅姐那点工资，要还房贷，要养孩子，要应付债主，还要撑着一个“城里中产家庭”的门面。
“她不敢离婚。”三婶抹眼泪，“离了，俩孩子怎么办？房子怎么办？她说，就算是个空壳子，也得给孩子保住这个家。”
春梅姐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她拉着行李箱，一手牵一个孩子，背挺得笔直。上车前，她突然回头抱了抱我：“颖颖，姐跟你说句真心话——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活，而是和谁活。活得好不好，看的是家里那盏灯，等你回家时亮不亮。”
车子开远了，我还站在村口。想起很多年前，春梅姐考上大学那次，也是从这里出发。那时候她笑得真灿烂啊，像五月刚开的石榴花。
三
脑海里又跳出来一个人：陈默。
陈默不是我的同事，也不是亲戚，他是我……怎么说呢，算是我少女时代的一个梦。他家住村东头，和我家隔着一片麦田。我们同班到初中，后来他考上县一中，我去了二中，再后来他考去北京，我留在省内，联系就渐渐少了。
但有些记忆是刻在骨头里的。
比如初二那年冬天，我骑车上学，路上摔了一跤，崴了脚。是陈默背着我去的诊所，又背我回家。他的背很瘦，但很稳。我趴在他背上，能闻到他校服上淡淡的肥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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