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中考前，我们在村后的小河边复习。他给我讲数学题，讲着讲着，忽然说：“田颖，你要考出去。这个村子太小了，装不下你的。”
那时候夕阳正好，河面碎金一样的光，他的侧脸在光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像春笋破土前的那一丝颤动。
后来我们真的都考出去了。他去了更大的世界，我去了稍小一点的世界。偶尔在朋友圈看见他的动态——在北京的胡同里喝咖啡，在上海的外滩看夜景，在深圳的创业园里熬夜加班。他活成了我们那个小村庄的传奇，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的终极版。
去年夏天，他突然回来了。
不是衣锦还乡那种回来，是悄无声息地回来。我在村口碰见他时，差点没敢认——他瘦了一大圈，胡子拉碴的，背着一个简单的双肩包，像个逃难的。
“陈默？”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田颖？这么巧。”
我们去了李婶家的小卖部，坐在门口那棵老槐树下喝汽水。玻璃瓶的橘子汽水，小时候的最爱，现在喝起来甜得发腻。
“怎么突然回来了？”我问。
他握着汽水瓶，手指一下一下敲着瓶身，半晌才说：“累了。”
原来他在北京创业，做互联网教育，最风光的时候公司估值过亿，手下百十号人。后来疫情来了，政策变了，融资断了，公司倒了。他卖了车，退了租的房子，还欠着一百多万的债。
“女朋友呢？”我记得他朋友圈发过合照，一个很漂亮的女孩，靠在798的艺术墙前笑。
“分了。”陈默说得轻描淡写，“公司出事前就分了。她说看不到未来，我能理解。”
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远处的麦田。七月的麦子金黄金黄的，风一吹，浪一样起伏。我们小时候在这片田里捉过蚂蚱，偷过西瓜，也一起躺在地垄上，数过天上的云。
“后悔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问，可能只是没话找话。
“后悔？”陈默想了想，摇摇头，“说不上。就是觉得……没意思。在北京那几年，每天一睁眼就是数据、流量、融资、对赌，睡觉都梦见KPI。以为自己是在追梦，其实是在追一个别人定义的‘成功’。追到了又怎样呢？追不到又怎样呢？”
他喝光最后一口汽水：“回来的路上，我在想，我这辈子最踏实的时候，居然还是小时候在村里那会儿。虽然穷，虽然土，但晚上回家，饭在锅里，灯在屋里，狗在门口摇尾巴。”
“现在呢？”我问，“家里灯还亮着吗？”
陈默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眼角有了细纹：“亮着。我妈不知道我公司倒了，以为我就是想家了回来住几天。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说我瘦了，得补补。”
他说这话时，声音有点哽。这个曾经在北京CBD意气风发的男人，这个曾经以为能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此刻坐在老家破旧的小卖部门口，为了一盏为他亮着的灯，差点掉下眼泪。
后来陈默没再回北京。他在县里开了个小小的培训班，教孩子们编程。钱挣得不多，但足够生活，还能慢慢还债。有一次我去县里办事，顺路去看他。他正在上课，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弯着腰，耐心地给一个孩子讲着什么。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照在他身上，那画面竟有种说不出的平和。
下课后，我们在他狭小的办公室里喝茶。他说他现在每天六点起床，去市场买新鲜的菜，回家给父母做早饭。晚上如果没有课，就陪父亲下棋，陪母亲看电视。周末带他们去县里的公园转转。
“有时候觉得，这才叫活着。”他说。
我离开时，天已经黑了。他送我到楼下，忽然说：“田颖，你还记得初三那年，我们在河边说的话吗？”
我一怔。
“我说这个村子太小，装不下你。”他笑了笑，“现在我觉得，也许不是村子小，是那时候我们的心太小，装不下这个村子的好。”
四
思绪飘着飘着，又飘回了公司。这次想起的是张总。
张总是我们分公司总经理，五十出头，雷厉风行，是全公司出了名的“女魔头”。她训起人来毫不留情，追求完美到变态，加班到半夜是家常便饭。我们都怕她，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张铁人”——铁石心肠，铁面无私，工作起来像铁打的不知道累。
直到那次出差。
我们去成都参加一个行业峰会，三天行程排得满满的。第二天晚上有个酒会，张总喝了不少，回酒店时脚步都有点飘。我扶她进房间，她忽然说：“小田，陪我坐会儿吧。”
我有点意外，但还是留下了。
她脱了高跟鞋，光脚踩在地毯上，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成都的夜晚很温柔，路灯连成一条条发光的河。
“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她忽然开口，没头没尾的。
“那很好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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