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这不太合适吧？”山娃的声音发颤，还是小声低语道，手指绞在一起。
“有啥不合适的？”曹厂长小声回答，微微皱起眉，语气沉了下来，急切吩咐道：
“你快去财务科办理吧！把钱拿到春来顺饭店，陪着哈德法师吃饭。下午还得做法事呢，耽误不得！”
他说着做了个“请”的手势，陪着哈德麦利往门口走，路过办公桌时，还特意把桌上的半包中华烟塞给了法师。
山娃站在原地，听着楼下传来桑塔纳轿车的引擎声——那是佟百优开的厂长专车，平时曹厂长出差办事专用的车。他咬了咬牙，转身往财务室走，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这法师看着总有点不对劲，可曹厂长都信了，自己要是拦着，岂不是成了不懂感恩的白眼狼？
财务室的现金出纳杨卉菊正算账，听山娃要支五万现金，说曹厂长要付什么“功德金”用，手里的算盘“啪嗒”一声掉在桌上，惊诧不已，漂亮的双眸眨了眨，惊问道：
“什么什么？五万功德金？曹厂长疯了吧！”
山娃没敢多说，只说是厂长的吩咐，杨卉菊撇着嘴，心有不悦的打开保险柜，一沓沓崭新的百元大钞摆在桌上，红得晃眼发烫。
山娃用牛皮纸大信封把钱装进去，揣在怀里，快步往春来顺饭店走去……
兴隆县的革新桥西侧大街路北，有一家个体颇有名气的春来顺饭店。饭店所在的那栋五层小楼，是中央村老坐地户王笑如夫妇，用北大街道路加宽的拆迁补偿款盖起来的。
王笑如夫妇是兴隆县服装厂的老退休工人，为人朴实厚道。当年，北大街加宽道路，他们家的大院往后缩了一截，却也因此得到了一笔不算少的拆迁补偿款。老两口商量后，决定紧邻街边盖起这栋五层小楼。一楼由儿子王曾峰和儿媳付桂霞经营春来顺饭店，二楼摆上了两个麻将桌，供客人们休闲娱乐，三楼是王曾峰的办公室，四楼作为库房存放商品货物，五楼则成了杂物间。后院还翻盖了两层简易小楼，一楼作为饭店的包间雅间，二楼则留作自家居住。
说起这家人的故事，还得从多年前，曹厂长的到来说起。曹厂长原本在六道河公社当书记，后来因被划成文革时期三种人，被贬到兴隆县塑料厂，当了个挂名的供销副厂长，有职无权。那时他没地方住，就暂时租住在王笑如家里。
半年后，塑料厂给曹厂长安排了家属院，他才搬离。但在这半年里，他与王笑如一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王曾峰更是对曹厂长敬佩不已，一直尊称他为大哥。
改革开放后，曹响承包了塑料厂，当上了厂长。从那以后，他经常带着山娃到春来顺饭店，会见私人好友，协调各方面关系，到这里陪着喝酒、打麻将。时间久了，山娃也和王曾峰一家人熟络起来，三人成了好哥们。
这天，曹厂长正在办公室里忙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而又热情的声音，说是他在火车上结识的哈德麦利法师。曹厂长一听，顿时喜出望外。原来，之前曹厂长在火车上偶遇一位自称是、西藏布达拉宫活佛的哈德麦利法师，两人相谈甚欢，还互留了联系方式。没想到，这哈德麦利法师竟然千里迢迢地从西藏赶来拜访他，而且还说要主动为他承包的塑料厂做法事，保佑他转好运，升官发财。
曹厂长激动不已，连忙安排在春来顺饭店设宴款待哈德麦利法师。他让山娃去取了五万元现金，说是要奉献给法师作为功德金。
山娃却不知道这些实情，只是按着曹厂长的吩咐，用牛皮纸大信封，把财务支取的钱装在里面，揣在怀里，快步往春来顺饭店走去。刚到门口，就听见后院雅间传来曹厂长的笑声，夹杂着哈德麦利含糊不清的诵经声。他站在门口台阶上，怀里的钱硌得胸口发疼，抬头看了看饭店“欢迎光临”的红灯笼，突然觉得这山沟里的风，都带着股说不出的愚昧迷信味。
山娃怀揣着五万元现金，匆匆迈进了春来顺饭店的大门，走进后院的雅间。只见哈德麦利法师正端着、一小碗高级的茅台酒，单膝跪地，嘴里唱着悠扬的藏语“劝酒歌”，双手高高地捧着酒碗，举过头顶，坚持让曹厂长把酒喝完才有诚意，否则就永远不起来，永远唱下去。
曹厂长平日里虽不喝酒，但此时此刻，被法师的热情和诚意所感动，也不好拒绝，只好接过酒碗，一咬牙一瞪眼，一口闷了下去。可这53度白酒一下肚，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便晕倒在酒桌上了。山娃和王曾峰见状，赶紧上前查看，只见曹厂长面色苍白，气息微弱。他们惊慌失措，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哈德麦利法师却在一旁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笑容……
兴隆县的秋老虎还没褪尽，“春来顺”饭店雅间里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油乎乎的风，裹着羊肉火锅的膻气，扑在人脸上黏得慌。山娃扶着曹厂长的胳膊时，只觉对方身子软得像泡发的面条，脸却红得吓人，连耳尖都透着不正常的紫红色，呼吸里除了酒气，还掺着几声压抑的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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