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响本就刚愎自用，清高自傲，具有当年学生时代，在文革期间，那种狂野的造反派性格，没了山娃副厂长的约束和纳谏，更是彻底放开了手脚，随心所欲地按着自己的想法折腾。
他一门心思要把厂子做大，不顾市场行情，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开足马力赶制牛津革凉鞋、聚氨酯凉鞋。生产出来的产品堆成了小山似的，
他不想着稳扎稳打做销售，反倒搞起了赊销、代销，一批又一批的凉鞋被送到各级批发商手里，层层囤积，看似仓库空了，实则一分现钱都没捞着。
货款收不回来，层层拖欠的三角债，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死死缠住了塑料厂的脖子。多次求县里领导，干预银行说情，可是，银行变成了企业性质、和新的贷款政策，行政领导干预起不了作用了，评估了塑料厂贷款风险，采取了收紧政策：“只收不贷”。
没过多久，厂里的资金链彻底断裂，连买原料的钱、发工人工资的钱都拿不出来。去年春节前，塑料厂就撑不住了，只能被迫停产放假，工人们揣着满心的不安，过春节回了家。
春节过后，别的工厂都热热闹闹复工复产，唯独西关塑料厂，像个病入膏肓的老人，瘫在原地，再也爬不起来了。机器停转，车间死寂，往日忙碌的工人走了大半，剩下的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扳手、模具，背起行囊跟着业务员，天南海北地去要账。
要账的路比登天还难，厂里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外欠凉鞋材料款的债主，天天堵在厂门口，拍着大门骂骂咧咧，曹响躲在办公室里不敢露头。
最后只能咬着牙，把山娃当副厂长时，专属的那辆老上海小轿车抵了债。没过几天，厂里仅有的几辆大货车，也被他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强行抵给了欠款的债主，算是暂时堵上了债主的嘴。
车子没了，厂子空了，曹响又开始在人事上，大动干戈，把塑料厂变成了自己的一言堂。
他先是直接解散了，之前的承包集团，撤了梁有福主管生产副厂长的职务，让齐燕顶了上去；又把汽车队长佟百优换掉，换上了自己的心腹符拜林。最过分的是财务科，曹响干脆甩开所有财务人员，自己亲自主持，美其名曰“强化财务一支笔的权威性”，实则把厂里的钱袋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销售这边，他虽然保留了汪海枫副厂长的职务，却把他架空成了，彻头彻尾的傀儡。随着齐白云递交辞职报告，曹响更是借着由头，把当年山娃在任时，招聘的所有业务员，一股脑全部解聘。
张锦福，就是其中之一。张锦福是山娃一手招聘的业务员，踏实肯干，就因为沾了山娃的亲戚边，是连襟关系，就成了曹响的眼中钉。办离职交接手续时，曹响故意刁难，勒令他必须把东北市场所有赊销、代销的凉鞋货款，全部清理收回，一分都不能少。
这分明是强人所难。东北的夏天本就短得可怜，穿凉鞋的季节一晃而过，那些寄存在商场里的凉鞋，根本卖不动，全都积压在货架上落灰。
张锦福在推销凉鞋时，没办法，就想起了山娃托付他，去看看自己的父亲赵明——赵明在林业局有不少老关系，或许能帮上忙。
当时，赵明一听有销售提成，眼睛都亮了。他心里藏着一桩心事：之前欠了公家一笔钱，一直没还上，又惦记着离他而去的张愿达，一心想赚笔钱，把公款还了，再攒点积蓄，把张愿达接回来，安安稳稳二次成个家，过上富有爱情浪漫的日子。
于是，赵明跟着张锦福，一路北上，跑遍了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大大小小的商场，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勉强代销了凉鞋。可现实冰冷得让人绝望，凉鞋卖不出去，货款自然收不回来，折腾了好几个月，钱没要到多少，反倒把一堆积压的凉鞋，又退了回来。
来回的运费、住宿费、差旅费，花了一大笔，不仅没帮厂里，销售凉鞋产品，反倒让塑料厂亏得更多，增加了销售费用。
曹响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对张锦福和赵明下了处罚决定：张锦福只给报销基本差旅费，半年工资全部扣罚；赵明更惨，只报销一小部分差旅费，所有的奖励提成一分没有，全被扣光。
赵明彻底傻了眼。他本想着靠这笔提成翻身，还债、再娶女人，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没赚到一分钱，还倒贴了不少自己的工资，连林业局的工作都被耽误了，真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更难堪的是，从塑料厂结完账，他连回东北的路费都凑不出来。走投无路之下，赵明只能抹下面子，想起了在服装厂独立承包的大儿子山娃。
服装厂的车间里，机器声此起彼伏，山娃正盯着工人赶制订单，忙得脚不沾地。看到突然出现在门口的父亲，他眉头一皱，心里先泛起了一股说不清的别扭。
赵明搓着粗糙的双手，支支吾吾半天，终于说出了来意：先借两百块钱当路费，再求山娃在服装厂，给张愿达安排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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