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县学愈发重视各方面的完善，在教学、管理等方面都不断改进，真正成为了当地培育人才的重要场所，而苏文轩和陈宇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成长，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见证了这兴学重教诏令在地方上落地生根的过程。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重视教育或者类似兴办学校的情况，且与大明诏令各地兴学重教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朝鲜李朝，当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亦十分重视教育，设立了诸多官学与私学。官学由朝廷出资兴办，主要是为了培养贵族子弟以及选拔优秀人才进入仕途，教学内容多围绕儒家经典展开，注重品德修养与学问的并重。私学则多由地方上的儒者或士绅开办，面向普通百姓家的子弟，传授基础知识与礼仪道德。不过，朝鲜的教育体系相对较为封闭，主要侧重于本国文化与儒家理念的传承，不像大明那样有着更为广泛的兴学范围以及对不同阶层学子的吸纳，体现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与政治需求对教育的影响，朝鲜注重阶层性与文化传承的稳定性，教育服务于贵族统治与文化延续。
日本当时处于室町幕府时代向战国时代过渡阶段，各地大名割据，教育情况也参差不齐。一些大的寺院会开设学堂，传授佛教经典、书法、算术等知识，培养僧人和部分贵族子弟。大名们也会在自己的领地内支持兴办一些小型的学问所，主要是为了培养自己家族的家臣以及武士后代，使其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管理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领地事务。但整体而言，日本的教育缺乏统一的规划与标准，较为分散，多是为了满足各领地自身的需求，与大明朝廷统一诏令各地兴学重教，有着明确的培育人才为国家所用的目标不同，反映出不同政治格局下教育发展的差异，日本大名割据使得教育呈现出区域化、碎片化的特点。
法兰西王国在中世纪晚期，教育主要掌握在教会手中，教会开办了众多的修道院学校、大教堂学校等，旨在培养神职人员以及传播天主教教义。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以神学为主，兼修拉丁文、修辞学等基础学科，为的是让学生能够读懂圣经以及进行宗教仪式等。不过，世俗的贵族们也开始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会聘请私人教师，教授骑马、剑术、礼仪以及一些简单的读写知识，目的是让子女更好地适应贵族的社交与统治生活。这与大明兴学重教注重从更广泛的民间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治理和文化建设不同，法兰西的教育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且阶层分化明显，体现出不同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背景对教育的影响，教会在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世俗教育处于从属地位且服务于贵族阶层。
奥斯曼帝国在其强盛时期，设有宫廷学校以及各类宗教学校。宫廷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帝国的官僚、军官等人才，选拔的多是帝国境内的优秀少年，教授他们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历史、军事战略等知识，注重实践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培养，以便他们日后能在宫廷和军队中担当重任。宗教学校则侧重于传授伊斯兰教教义、教法以及阿拉伯语读写等，培养宗教人才，服务于帝国的宗教事务与社会教化。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体系紧密结合了政治与宗教需求，与大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通过兴学重教培育各阶层人才的方式不同，体现出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对教育的影响，其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决定了教育围绕着帝国统治与宗教传承展开。
俄罗斯当时正处于逐步崛起的阶段，教育多依托于东正教的修道院展开，修道院开办学校，教授学生读写、宗教教义、简单的算术等知识，培养神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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