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后第一周，星城市依旧维持着超常规的政务节奏。李一凡并未放缓脚步，而是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了“镜台工程”后的关键环节——机制外延的本地孵化。
机制试点不只是复制，更是对地方治理传统的深层冲击。从市级到区县，再到街道和社区，这种冲击若无缓冲极易引发结构性摩擦。
为此，李一凡提前召集了一场极为罕见的“区县书记联席会”。
“今天我们不开形式主义的政务推进会，也不讲那些你们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政策条文。”他一开口，语气就带着一丝压迫感，“我们要讨论的，是各区各县对机制复制的真实感受。”
“什么叫真实感受？”他停顿了下，扫视全场，“就是你们有没有人心里反感、抗拒、阳奉阴违。”
众人心头一震，一时间没人敢说话。
“我知道有。”李一凡语气沉稳，“越是深层变革，越容易触动固有权力格局和行政惰性。但我必须告诉各位——这一次，星城市不会容忍‘表面支持、实则消极’的执行方式。”
他扫视全场，“镜台演算可以模拟制度，但模拟不了人心。如果人心不动，再完美的机制也是空架子。”
会场安静良久，终于，南山县委书记韩昭第一个开口：“李书记，我们的确存在一些配套难题。尤其是部分基层干部对新机制理解不深，存在恐惧心理。”
“很好。”李一凡点头，“不是问题多，而是你肯说。这次我召集你们来，就是要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
“机制建设不是技术活，而是社会工程。我们要解决的，是人——人的观念、行为、反应和文化。”
会议结束后，市委立即成立“机制落地专项督导组”，由市委办、政研室、组织部联合抽调干部，深入各区县、街镇，梳理机制运行过程中的所有“行为摩擦点”。
同时，凡星智控派出三支“制度路径协同队”，将镜台中心模拟出的制度流程对照现实执行情况，实时监测偏差率，推送修正建议。
而此时，来自中央的目光，已悄然落在星城市。
“赵书记。”省委大楼内，赵建国放下手中的红头文件，语气颇为郑重，“中央改革办和政研室的人，下周要来调研‘机制复制路径’。”
“我们是不是该提前准备一个接待方案？”省委秘书长询问。
赵建国摆摆手，“李一凡不是那种喜欢摆场面的人，咱们也别搞那一套。他要的是把机制做实、做深、做透。”
“你通知星城市，调研组不走流程，不搞汇报，直奔现场。让他们看到最真实的机制运行。”
这一切传到李一凡耳中，他只是平静一笑：“这才是我需要的支持。”
他将自己对镜台工程的核心定位写入了最新一份内部报告中——机制的扩散，最终目的是构建“治理生态的自演进系统”。
简而言之，未来城市不再依靠某位书记的风格、某个领导的魄力，而是依靠制度本身的逻辑、数据和反应能力，自我升级、自我修复、自我调整。
这是李一凡心中最理想的“后权力时代雏形”。
“如果机制自身具备感知力、逻辑反馈与资源匹配能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培养一座城市的‘制度免疫系统’？”
在一次与凡星数据团队的闭门研讨中，李一凡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设想。
“你们要给我一套机制，可以在民情异常时自动预警，在资源失衡时自动纠偏，在矛盾集中时自动调解策略。”
凡星首席建模师林千里沉吟片刻后道：“这套模型至少要有三万条规则逻辑，七大主控子系统，八类行为接口，我们需要时间。”
“你们有两个月。”李一凡语气果断，“从现在起，不以数据优先，而以机制优先。”
“我们要构建的是‘城市治理的中枢神经’，不是一个漂亮的统计大屏。”
与此同时，中央调研组秘密抵达星城。
他们没有通知市政府接待，也未提前告知路线，仅由省委政研室一位副主任带队，直接走访了星城市南部新区一个正在试运行机制模块的街道。
他们看见了全区社会服务事件的秒级分发系统；
他们听到了街道主任介绍如何在三次决策中干预一起家庭暴力案的轨迹；
他们站在“城市机制地图”的交互大屏前，看着一个红点从爆发，到汇报，到转介，到解决，只用了28分钟。
当夜，这支调研组在返回驻地时无人交谈，每个人心中都被强烈震撼笼罩。
第二天，他们主动要求拜访李一凡。
“李书记，镜台不该只是星城市的，它应该成为全国的治理测试平台。”
李一凡淡淡回应：“我们做好了准备，也做了足够的失败演练，但要将机制交到全国手中，我还有一项没完成。”
“什么？”
“建立一套‘制度防退机制’。”
“所有机制改革的最大风险，不是没做好，而是做成之后被人为废弃。”
“我需要让镜台的每一次更新、每一次修正，都具备‘不可逆性’。”
“机制，不该是某一任主政者的意志，而该是城市本身的‘本能’。”
调研组成员一时语塞，许久后，带队主任感慨：“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人把制度当做生命体来建造。”
李一凡没有回应。
他只是望向窗外。
整座星城市，正如他所愿，在制度之风中，逐渐生长出属于自己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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